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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交往实践观的确立，也是马克思解构费尔巴哈、施蒂纳的“人本学”
和“交往唯心主义”
哲学范式，科学解读历史的结果。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现交往的实践化、经济学化、唯物主义化的理论条件有两个方面。
一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交往的唯物主义改造的必要理论支点。
在这一意义上，实践的唯物主义成为交往实践观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形态》中，马克思一再将施蒂纳的唯我论当作一个符号，将其解读为以大写主体论、“抽象人”
或“类”
为逻辑构造起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产物，并加以批判。
马克思自觉与之对立，认为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实际上就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与单一主体论（以大写的“我”
为核心的唯我论）的对立。
在借助于新的历史观批驳施蒂纳的唯我论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个人当然是社会的起点，但是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形成个性是一种社会生产性行为，即个体在经济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个性。
而且，交往不仅是一种日常道德、心理生活行为，不是脱离生产、社会的行为，而且首先是一种社会生产行为。
第二，马克思将交往生产化，坚持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活动的历史本性，用之解释、界定精神交往过程，形成历史观的基本构架；同时强调真正的社会联系、周围感性世界不是脱离人和人的创造活动的超自然物。
因此人们应当在理解周围世界时诉诸感性的交往实践，而不应该诉诸抽象的“类”
的联系，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将交往仅仅理解为内在无声的类聚合，理解为一种与生产相分离、与物质实践无涉的情感性关联。
其实，交往实践是将社会关系与现实人统一的基础；也唯有交往实践，才是打开历史和人双重本质的钥匙。
二是马克思在探索历史之谜的过程中对经济学的高度重视。
对经济关系的深度考察，是马克思区别于施蒂纳个体交往观，进入本真的交往实践观层面并形成新的历史理解的真正关键。
例如，施蒂纳强调：个人交往是构成一切组织形式的机制，但是它又不过是表现个人存在的一种机制。
而马克思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任何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同时又是交往的产物。
这一交往是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是世世代代的产物。
又如，施蒂纳认为交往是一种道德领域与生活领域的行为，而马克思首先认为交往是一种生产领域的物质性行为，首先是“物质交往”
。
交往固然是一个系统，但物质交往必定是其基础。
总之，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历史观形成与发展中的关键环节与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它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观中独特的理解角度与理解范式，应当得到科学的研究与梳理。
马克思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批判开启的理论视阈，对于我们理解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特别是处在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有特别的意义。
因此，在深度理解马克思当年出场语境之后，我们需要转向当代，看马克思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批判的辩证视阈对当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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