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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可以肯定：它们在总体上不正确，并不代表它们就不是时代的，就没有价值。
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的和东方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之所以还在深深地影响人们的头脑，是因为它们仍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
它们的问题是时代的，它们的解答也具有时代性。
它们是时代问题在当事人头脑中的表现和反映。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如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就必然要与它们对话，汲取其精华。
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是基于时代底板而展开的时代精神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表征关于时代本质的对话。
这一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推进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肯定得益于此。
比如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它的产生首先是来源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与矛盾状况的准确判断；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等）的继承发展，但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学“和合思想”
、西方哲学、社会学、空想社会主义“和谐思想”
以及系统科学“系统有机体思想”
等一系列思想资源的汲取。
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思想文化，与作为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展开对话，构成文化矛盾，这是社会思想具有活力的表现，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的基本路径。
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应该惧怕争鸣，相反，只有在对话和争鸣中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保持创新的生命力。
历史的社会结构赋予了邓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伟大的认识主体身份，他的丰功伟绩就在这里。
而创造让邓小平复出重大条件的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意义也在这里。
邓小平同志说过：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主体其实依然是一种社会身份。
不改善社会体制机制，不进行社会变革，不推进民主，就不可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成为实践与认识的主体，认识论循环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总结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民主使人民在经济领域有可能当家做主具体化，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我发展、自己决策的主体，才可能保证经济发展有公正的规则，才不断促进认识论的循环向“更高一级程度”
的跃迁，使每一个人有创业、创新、创优的机会，从而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地发展，创造今日中国的辉煌，也在这一创造辉煌业绩中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反复检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体两翼一体两翼”
的创新和出场路径越来越清晰明了。
作为“一体”
，就是一切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自己的创新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所谓“两翼”
，就是立足于以自己的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意义，积极展开与一切时代思想的对话，推进民主建设。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彻到底，不仅需要完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更要有正确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
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研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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