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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道的“大同社会”
理想，到大乘佛教的“共产主义”
思想；从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我们民族从来就不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资源。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语境，就立即被崇尚这一思想情怀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文化所认同、接受，因而迅速扎根、开花结果。
前理解中的文化相似性，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原因。
当然，无论儒、释、道，还是何种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与家国一体的政治社会基础上的思想形态，虽然具有某些当今社会主义可以汲取的优秀思想和社会因素，但是在总体上不是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和发达社会基础上的，因而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这些思想还具有历史的消极因素，因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积淀越是深厚，则对于未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会越大。
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次深刻的思想与社会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更要研究传统社会主义思想遗产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思想资源；我们不仅需要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进行全面批判地继承，更要进一步研究这一优秀思想遗产如何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五千年思想资源史不仅使我们的理论创造有了民族自己的文化血脉，而且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不仅可以填补整个马克思主义创造史的东方理论史的缺失，更可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化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必然结果形态和历史转换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当代出场是全部历史出场的继续，也是全部思想史的真正继承和创新者。
在这一文化脉络上，我们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立场、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才能够既坚决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西方文化的跨界平移，才能反对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思想成果在中国实践的应用或结合，而认识到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的思想文化之根。
我们也才能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所谓“儒家化”
或者“道家化”
“佛学化”
，而认识到它是一种对传统任何思想的批判性超越，包括对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转换创新。
没有批判、创新和转换，任何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的而不可能是科学的。
马克思当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价值评价的态度在今天依然可以成为我们评介传统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尺度。
一句话，传统价值只有在现代变革中才有价值。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否真正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不仅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对象的传统文化中有无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相似性和贯通性因素可以被汲取，而且，涉及作为中国化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态度。
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党的第一代创始人和领导人，大多是文化激进主义者。
似乎这一文化态度也的确符合马克思“否定的辩证法”
的精神。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3]“两个决裂”
的观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的“无情批判”
的文化态度，体现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的彻底革命态度。
当然，正如恩格斯强调的：辩证法也有其“保守的方面”
，肯定一切仍然有存在条件事物的存在合理性，也承认传统对于创新文化的积极意义。
作为“五四”
激烈反传统的文化革命主要旗手，陈独秀在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著文《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激烈地反孔教传统。
虽然陈独秀对道、法、杨、墨并不一味否定，对儒学的意义也有肯定，但是，他强调孔教的文化变革是崇尚西方社会新伦理的必然选择：“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陈氏在答复“佩剑青年”
的信中说：“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
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
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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