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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吾人只得任取其一。”
李大钊也说：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那同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那同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
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
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
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五四运动”
中文化启蒙思潮中的普遍态度。
无论是鲁迅、胡适、钱玄同等，都是需要借助文化变革来解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
按照马克斯·韦伯原理，文化转型被看作社会进步的主要根源。
因此，不变革文化，社会就不能进步。
文化变革越彻底、越激烈，就越能够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进步。
因此，“打倒孔家店”
就势在必行。
这也是总结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产物。
革命表现为文化的浪漫主义，隔断历史文化传统，极而言之也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
这一文化“左”
的偏向曾经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极大挫折。
陈独秀、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都源于文化的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
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本土实际，都采取超然漠视、甚至否定的态度，因而导致了他们的教条主义，背离中国革命实际，从而必然招致失败。
如此看来，文化态度与思想路线是内在关联的。
同样，纠正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如果没有文化态度的转变，是难以成功的。
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文化态度的激进主义是如出一辙的。
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深层、更隐晦，影响也更持久。
可以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在全球语境与中国视域对话中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必然表现。
教条主义是表现形式，是表象；而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是本质，是根本。
如果只纠正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而没有纠正和转变文化态度，那么，前者的纠正就是治标而未治本，借助文化激进主义态度，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迟早会死灰复燃。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不仅纠正了错误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更是转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全盘否定的文化激进主义态度被“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
的实事求是态度所取代。
“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的批判性继承态度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话乃至对接的精神条件。
因此，延安红色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究其文化态度转变方面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方面，当然，早年的新儒学和东方派文化保守主义态度正相反。
他们依然用中国传统儒学或佛学道学抵御马克思主义。
维护“国粹”
的《东方杂志》主编伧父（杜亚泉）以及围绕在这一杂志周围的文人群体，等人则对儒学文明持守旧态度，在坚持国学为本的原教旨主义方面下了大工夫。
他们与新学派领袖们展开激烈争辩，为保全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而奋斗，拒斥一切有可能伤及儒学道统的外来思想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表现为弱的文化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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