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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左”
与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持的文化态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拒斥，也不能全盘接受，而是要有批判、有否定、有继承，继承一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华，淘汰一切文化糟粕，发展现代民主科学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待一切中华文化遗产，要坚持历史的批判分析态度，即在改变中国实际的实践中的辩证法态度。
这一态度，需要我们着力把握以下几点。
其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持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
。
绝不能轻易采取全面拒斥和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也不能采取不加分析照单全收、全面接受的泥古主义态度，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真全面地深入地研究。
其二，要以历史尺度和当代实践需要双重标准，科学评价传统文化的一切。
所谓历史尺度，就是要历史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的历史原因、历史根据，考察其历史结构和形态，评价其历史在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就是把传统文化还原到一定的历史链条中加以考量。
所谓当代实践需要的标准，就是看以今日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需要作为评价和取舍传统文化的标准，古为今用，使传统优秀文化因素在新的生活实践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活力，在新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得到新的发展、新的语用、新的意义。
如毛泽东同志对于“实事求是”
的沿用改造，对于古典文献的新释，再如新时代对于和合文化延伸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创新性解读，等等。
历史尺度是评价底线，而当代实践需要尺度则成为应用标准。
其三，只有充分地榨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功地创造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4]当一切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没有被新的文化所汲取之前，传统文化就不会完全退场，其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而当新的文化没有完全覆盖传统文化的功能之前，新的文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真正巩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必定要经历辩证的否定过程，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对“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必须要有三个关键的环节。
一要全部充分榨取以往传统文化的一切“不受反驳”
的合理成分；二要克服一切传统文化所难以解答的文化难题；三要有更大文化包容性、解释力和历史功能。
其四，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发生创生性转化的绵延过程，这是一次真正的文化转型，也是辩证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创新。
我们既不能无限地夸大它们之间的断裂，也不能泯灭两者的实际的质的差异。
这一脉相承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完成。
第三个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与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相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这一问题虽然提得很尖锐，但无可回避。
这不仅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也不仅关系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批判地继承了多少合理的、优秀的成分，而是更进一步追问：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过自己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究竟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中西马对话中融会贯通，创造出民族的、时代的主导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今主要继承者？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首先，“继承”
是一个需要语义学深度加以分析的辩证概念。
如果说，在全盘照搬、全盘接受的意义上谈继承，那么，至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主要继承者。
甚至所谓主张与现代化融会、秉承“内圣外王”
血统的新儒学也不是。
而新道学、新佛学更不是。
其他林林总总的新国学都难以标榜自己能够“回到历史去”
，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地继承传统文化所有的衣钵。
按照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观念，所有今日的理解和解释，都渗透着“效果史”
，都是在历史间距前提下的古今对话，都难以完全泥古不化。
那么，有的只有对传统的本质性的理解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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