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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这一梦想的实现，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年华，留下了可谓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
然而，无论是儒学的，还是道家、佛学的解答方式，无论入世的还是出世的，尽管有或大或小的社会影响力，但是毕竟最终都流于空想。
儒学以“内圣”
开出“外王”
，以圣人之言治世，主张“圣人制礼以束人心而达礼治”
，没有能够抵抗外来列强的侵略与大清王朝的灭亡。
新儒学主张的儒家资本主义价值观，最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败北。
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尽管可以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价值观统一，与社会自主观协调，但是也无法抵挡自发的危机和冲突的来临。
佛学主张的“普度众生”
式的佛教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地藏菩萨“地狱不空绝不独离”
式的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和拯救全人类的抱负，虽令人肃然起敬，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终究是一个彼岸世界的虚幻故事。
走向真正解决两大关系问题的现实科学道路，实现中国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超越资本道路后才有可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和异化，走向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走向这一目标的切实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梦，就是传统五千年中国梦的继续。
其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形式的，而是内容的；不是表象的，而是本质精神的。
作为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应当在文化领域占指导地位，不是空的形式主义的权威性，也不应当仅仅是政治领导，而也应当是文化领导。
而只有真正成为榨取一切其他传统文化优秀成分、代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方向、充满文化包容性和生命活力的文化形态，才能有资格承担文化领导。
确立文化领导的权威，至少需要做好三方面的文化功夫：一是文化基本问题的对接贯通，即所有被领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各派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聚焦高度一致，而且后者要实现问题转换，比原先提问境界更高、更科学、更具有文化生命力和拓展力；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榨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可以榨取的合理和优秀成分；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新方式更科学地解答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的基本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
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以思想体系出场的真理形态，而且是以一种价值体系出场的文化形态，那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实践经验的对话融会中努力创建当代中国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
所谓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是指中国当代文化形态肯定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思潮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形态林林总总都将存在。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其本真意义，但是不能用专政手段排斥其他思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理解和解释所造就的各种形态，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学等各家各派依然会长期存在。
但是，占社会主导和主体的文化形态，只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形态，首先是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科学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种实践的制度和道路，也是一种最先进的文化形态，因而在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拥有毋庸置疑的文化领导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形态，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代表着社会先进的价值观念。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最广泛的文化包容力，它不但随着时代彰显着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尽可能地融会中、西，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精华，同时也以开放姿态大力汲取西方优秀文化因素，在新的文化场域中造就新的文化。
它由于自身的原因，它本身就是与中、西文化都内在贯通的，最有可能、也最有资格来融会贯通两者，成为新的当代中国新形态文化的主体。
最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神最富有实践性和变革性，它在与当代中国积极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变革中紧密地相互作用，不断在文化创新变革的实际生活中触摸到时代脉搏，把握问题的前沿，汲取生活的营养，获得创新的源泉，并以自己的先进文化理念引导大众，指引社会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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