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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时代化问题上究竟关注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场域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
要科学指认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问题谱系和理论主题，首先必须科学指认“自己的时代”
。
世纪之交，“全球化”
成为全球关注的首要问题。
众所周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
观出发，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借助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
转化为“世界历史”
，即全球化。
交往实践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全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使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它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民族。
“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使分工的规模已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5]
时至今日，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
正如本书第二章曾经提及，与20世纪相比，今天一个令人瞩目的重大事实是：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
向“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
的重大转变。
比较这两种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是我们科学认识与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基础。
那么，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结构与特点之差异何在呢？
第一，产业轴心不同。
直至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轴心即工业文明。
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
旧全球化时代的轴心是工业文明对世界的统治。
而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
，其产业经济基础已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信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曰“知识经济”
体系，并经过20年的结构调整，已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第二，结构构成不同。
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
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
发展格局。
作为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
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
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
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做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做出的阐明，其“全球化”
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
普雷维什及阿明等人的“依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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