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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理性”
的哲学，其实践观乃至哲学观上的基本特征即单一大写的主体性模式。
当然，这就必然要排斥具有差异性的“他者”
或多元主体存在。
反之，后现代不但要否定作为神的唯一者，而且要否定作为自启蒙时代以来就弘扬、已成为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大写、抽象的“人”
，以及“理性”
（逻各斯），崇尚多元化。
从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什么都行”
到罗蒂的多元主体对话观、从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理论到福柯的多元视野的知识考古学，无一不是强调多极化主体。
它们在否定现代哲学中导致主体的差异化、世俗化和多元化。
其次，反对元叙事和宏大叙事，主张无底板的差异化主体间关系在反对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
模式时，后现代哲学反对所谓“基础主义”
，主要是客体之底板。
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中，客体底板是构成唯一性、绝对化和排他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是必须被解构的对象。
而消解客体底板之后的多元化主体，则是在毫无基础的地平线上展开对话，因而，这一对话不必追求真理，而可能是达成某种共识：也就是说，对话结构中没有“主体—客体”
关系向度，而只有“主体际”
关系向度。
最后，后现代哲学由此而走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因为主体际关系没有底板性，没有规约，也就没有真理性，因而对话就可以在差异性的、相对主义的语境中漂浮。
因此，除了个别后现代哲学代表人物如大卫·格里芬仍坚持整体论的观念外，其余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都强调不确定性、符号的流动性。
总之，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都与其主体际的哲学框架相关。
超越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交往实践观主张“批判地克服传统的哲学形式，但是要拯救通过这一形式所获得的历史内容”
。
面向21世纪，交往实践观批判后现代哲学，不能采取回归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主—客”
模式、用低于历史水平的视野和方式来进行，而只能用高于工业文明时期的、具有现时代精神之精华特质的理论视野来完成。
只有交往实践观才能够堪当此任，只有交往实践观才是后现代哲学的真正的历史归宿，马克思主义新“后”
学的理论之维。
首先，交往实践观吸取了主体际思维的一切历史成就，如超越单一主体性的多极主体性和主体际相关律，及其对话和商谈的合理性，等等。
这一切，都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特质，也是当代哲学所共有的视界。
其次，交往实践观又坚决超越单纯的“主体际关系”
模式，保留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
关系，对科学理性精神做了有效辩护。
也就是说，交往实践观的基本结构是“主体—客体—主体”
三重关系，对现代哲学的批判既要否定其单一主体模式，但又要保留其“主体—客体”
关系；同样，交往实践观承认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际关系”
的历史合理性，但将其纳入总体的框架中。
再次，交往实践观在规范性与创新性、共性与个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保持一种辩证态势，既批判地解构单纯的绝对性、规范性，又反对单纯的相对主义。
当然，交往实践观在批判旧理性的基础上重建交往理性。
这对于“主体—客体”
框架的旧理性而言是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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