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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变革现代哲学的单一主体观，走向多极主体观。
交往理性是在多极主体基础上的理性，理性的合法性取决于主体际的交往互动和协调。
这一理性不是脱离交往共同体的语境而永恒在场的，相反，它是交往共同体公共整合的结果。
每一个理性都相对于交往共同体而言，理性随着交往共同体的变化而转换。
交往共同体的边界即理性的边界，交往的结构创造着理性意义的结构，理性的合法性基于交往结构的主导力量或支配力量，理性对现实的批判从来就是交往结构变革的工具，而绝不是超历史、超越共同体发展需要的。
因此，交往理性是历史理性和交往实践语境的理性，具有依赖于交往情境的相对性，即“场依存性”
。
它与近代哲学的绝对理性和大一统元叙事理性相区别。
同时，作为交往理性，它在交往实践共同体相对确定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和合法性，成为构建交往共同体的规范，指导和评判交往共同体各成员行动的意义标准。
因此，其理性规范具有确定性、可结合性及合法辩护性，与后现代哲学非理性的相对主义直接对立。
最后，交往实践理性观与哈贝马斯设定的先于交往行动的“先验的交往合理性”
存在着原则差异。
它并非无条件地是一切交往的先验基础，而是由活生生的交往实践的具体情景创造的一种真正的生活世界的新理性精神。
交往理性的辩护向度与批判向度并不取决于先验的合理性，而归因于交往实践辩证法本身。
因为，交往实践由具有差异性的多极主体构成——他们的统一和疏离、矛盾和互动既造就交往规范，又解构规范；既为存在辩护，又具有否定向度。
这就是交往实践的辩证法。
第五个问题：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如何返本开新地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文明间的关系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结，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又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如果说，主导旧全球化时代文明关系的原则是大一统的普适主义，即各种版本的“西方文化中心论”
，那么，文化或文明间的差异性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原则。
后工业文明必将文化的差异及交往扩张到全球，从而引发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差异问题。
赛义德（EdwardW.Said）在《东方主义》等著作中以所谓“后殖民主义”
视野开启了对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差异性关系的考察。
他首先强调，对作为全球主流文化的西方理论来说，如何真实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差异，如何认识在全球化的各种表面色彩下隐藏着的各种文化的特殊性，揭示出一种在现代景观下的民族深层性格，是一个大问题。
而后，在以“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
新两极格局为中轴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文明交锋，全球动**。
有系列大事促使中国文化问题再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一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主宰全球的主导性范式为何？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上连续发表《文明的冲突？》和《不是文明的冲突是什么？》等文，此后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支配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范式是文明间的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的儒学文明及伊斯兰教之间。
在他看来，“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
无独有偶。
1995年3月，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博士邀请伊斯兰教学者和印度教学者，在马来西亚等地共同主持了一个“回儒对话”
的主题研讨会，试图在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学文明之间加强沟通和理解，并以此来证明：把握全球文明间关系的主范式，不是冲突，而是“交往、对话与合作”
。
这次对话引起了轰动效应，交锋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问题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21世纪以来，美国“911事件”
和反恐战争，又将文明冲突问题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霸权凸显在世人面前。
紧接着，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不仅使西方经济霸权体系遭受重创，同时也是其文化秩序遭受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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