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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中逆境上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道路中国道路连同中国价值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那么,中国价值与传统儒学关系如何?儒学等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何为?如何解读历史文本?如何看待它们在当代的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同时,也再一次触发了关于“亚洲价值”
与“全球价值”
之间的对话,作为亚洲价值主体的儒学被再次推到了前台。
其实,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一向被世界称道的东亚经济发展严重受挫,亚洲民族文化心理也就受到了沉重打击。
在反思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人们将东亚经济的繁荣与成功经验归结为亚洲文明的价值内聚作用,特别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具有群体精神向度的“亚洲价值”
。
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白皮书中曾经将这一价值观念表述为五个原则:第一,国家先于社会和社会先于个人;第二,国家之本在家庭;第三,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第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第五,种族和睦与宗教和睦。
已故资政李光耀先生也曾经将之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
现在,随着东亚经济的衰退,理所当然,在泡沫经济与虚假繁荣背后的精神支柱——“亚洲价值观”
随着经济的崩盘而破灭,暴露了它的弊端和拙劣。
因此,与经济发展模式上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及与政府推动型的新市场模式争论相对应,在文化层面上,“亚洲价值”
与“全球价值”
的对立就成为文化的全球化差异的一个主要焦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亚洲价值观虽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如过于重视家庭、社会而与全球化那种超越性趋势格格不入),但并未失去其魅力,亚洲经济的复兴将仍然依赖这一精神支柱的支撑。
当然,在争鸣中,作为亚洲价值观的主体,中国文化价值的当代意义,就重新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话题。
虽然判定亚洲价值观在全球化氛围中的历史命运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然而并不新鲜。
众所周知,20世纪关于中国文化价值的大讨论就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纪初与世纪末。
两次讨论虽然主题相近,但由于所发生的全球背景的转换,使讨论的向度和意义截然不同。
世纪初的环境为旧全球化时代。
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五四时期人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正是这样一种全球结构: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世界体系正在征服和吞并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传统文明体系。
全球被分裂为“工业文明—农业文明”
“现代化—传统”
“西方(欧洲中心)—东方(边缘)”
等二元体系,而且这三者几乎是等值等价的对应范畴。
在这一背景中,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强国梦,主要呼唤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两大精华即“德先生(民主)”
和“赛先生(科学)”
。
因此,讨论中国文化的价值主要是看其是否以及如何与现代化相关相容的问题。
启蒙理性及其现代化理论成为判定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唯一标准。
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外古今之争,引出了不少的解答理论。
其中之一便是在亚洲“四小龙”
现代化发展基础上重新融儒学与现代化精神为一体的“新儒学”
。
其基本思绪,在于强调与现代化协调,期望能够以“内圣”
而“外王”
说来迎合现代化民主科学的需要,并为这一新趋势奠定德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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