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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等级制、待遇制的实施，使一批领导干部生活享受多了，地位高了，计较自己的待遇多了，从感情和行动上很容易养成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追求个人享乐的不良作风。
第二，政治根源。
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国家政权资源，“群众拥护不拥护”
“群众欢迎不欢迎”
就成为判定党生死存亡的标准。
党只有严格按照群众的根本要求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发现问题、立刻纠正，才能取得胜利。
凡属大的政治错误，无不以革命的大失败为代价。
革命战争年代，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你死我活、残酷拼杀的战场上，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意味着冒更大的生命风险、身上留下更多的伤疤，对党忠诚、群众公认、不怕牺牲、冲锋在前，成为提拔领导干部的普遍标准。
然而，执政党获得国家政权，使党群关系遭遇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剪裁。
国家作为“利维坦”
，按照恩格斯的解释，“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旧版译为脱离——引者注）的力量，就是国家”
[10]。
与市民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不同，国家是建立在社会之上并与社会日益脱离的力量，“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11]。
这种脱离表现在党群关系上，也日益将原来一体化的血肉相连的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至少在国家强制权力设置的形式结构上加以分裂，形成了“国家—社会”
二元结构。
这一结构再与城乡二元结构结合，机关搬进大城市、人员进驻高楼深院，无论是在空间和结构上都处于分裂状态。
按照国家行政程序，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上传，就要经过若干科层机构，层层筛选，真话越来越难上传。
如果国家机关数量日益增多、人员再日趋膨胀，那么领导干部必然陷入被机关包围隔离的状态，难听到群众真话，难了解基层下情，难联系人民群众，难及时处理事务。
各级领导如果不自觉克服这一由于国家本身造就的二元结构，主动联系群众向下扎根，重新恢复党群的密切关系，那么按照国家行政逻辑，党和群众就始终处在分裂的二元结构中。
很容易使领导干部忘记群众、脱离群众。
如果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再不正确地理解“党管干部”
、片面强调“对上负责”
，缺少真正的群众民主推荐、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那么各级干部脱离群众之风就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第四，文化根源。
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流血牺牲，不靠金钱待遇靠理想信念，靠爱国的满腔热情、为民族解放的一腔热血。
文化的主流是奉献和牺牲文化，是崇高的随时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价值观。
而在执政党时期，在为人民群众谋富裕、促进全社会“脱贫致富”
的过程中，追求金钱、物质享受的物欲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一种价值观。
虽然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然而要标本兼治地解决脱离群众的重大课题，仍需要深度反思一系列问题。
其中，需要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在反对脱离群众的斗争中存在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新时期群众路线的新特点、新形式、新路径。
只要有党的生命体存在，只要党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坚持群众路线的“持续在场”
就是根本的和必然的政治行动。
然而，由于历史场域的重大变化，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群众路线的内容、特点、形式的“持续在场”
就不是一成不变地同质性在场，而是差异性地不断出场。
群众路线需要根据历史场域的不断变化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差异性出场来实现“持续在场”
。
这就是群众路线差异出场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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