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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所产生的权威传播者主体的所谓主导路线，虽然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绝不可能成为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范式。
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有大众，才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改变中国物质历史的实践主体，也是改变中国精神历史的思想主体。
一切理论的源泉来源于他们，只有通过他们的实践检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必然归结为大众化，这就是确立大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发展幸福而不断地实践探索、积累经验，在创造和发展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语境中差异性地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大众根据他们的生存状况而创造的。
传播力图消灭空间语境的差异、主体理解的“自我遗忘”
的差异性，都在大众那里一一得以恢复。
一切对他们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的真理性仍然要接受他们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因此，中国化决不简单地等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为中国话语，也不等于用“大众哲学”
在大众中传播。
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和主体形态。
承认大众及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旨，必然地与“本本主义”
和“文本中心论”
的解释学模式及其“权威传播者”
中心论相互对立，那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结论。
第二个问题：既然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必然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大众与权威传播者各自的出场者政治身份与文化逻辑是什么？
如果说，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在呼唤大众化的相关出场，那么，我们必然要进一步追问作为“大众化”
的真正出场者：究竟是权威传播者或者是大众本身？
权威传播者曾经是话语的主导者。
在相对意义上，他们的出场和在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前所未有的新事实，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的主体条件之一。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第一媒介就是依靠各位早期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面向大众的权威传播者。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大众本身存在的出场方式所使然。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工业资本—劳动”
在“西方—东方”
统治结构的构境中，本土无产阶级大众比本土资产阶级，甚至比本土知识分子都更早地成为现代工业和现代社会的进入者。
本土无产阶级大众是被西方资本最先打碎原初的纯粹传统社会结构、将一批传统族群外在地造就而成的。
他们的出场，是外国资本最先输入的产物，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
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不仅向东方输出商品生产和资本，而且输出文化和思想。
全球统治结构不仅建立在物质控制体系上，也建立在精神控制体系上。
“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
具有历史的优越性。
其中就包括对殖民地思想的控制。
然而，早期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工业和生活方式对于传统濒临绝境的小农经济而言，是具有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在用商品和大炮打开古老封闭的中国大门的同时就在实现着“世界历史性”
的事业，资本的侵略扩张的残酷本性和开拓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同在，滴血贪婪和改变世界的伟业并存。
西洋文化表现为一种异己的资产阶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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