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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被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羁绊束缚下的新兴本土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能力超越传统，甚至没有能力理解和识别西洋文明，更不可能自发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意识形态。
真正的历史出场者无论从阶级形态或从思想自觉来说都还处在从旧族群向新大众蜕变的初级阶段。
“大众”
还不能真正具有历史的本真内容和阶级形态，无论就“心脏”
或者是“头脑”
即思想来说依然是演变成长中的群体。
汪洋大海式的旧式小农被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封建势力变成了破产的无产者，但是还没有被锻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工业无产阶级。
而要上升为这样的阶级大众，则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和阶级运动对躯体的锻制，更需要思想在灵魂深处的自觉催化。
新的出场者既是历史的锻造者，也被历史所锻造。
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却可以借助于知识渠道最先获得国外的马克思主义。
觉悟的知识分子因此成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盗马克思主义之星星火种广播于中国大地。
因此，权威传播者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就历史地凸显出来。
对于未觉悟、未知者的中国大众，先驱者的知识优势转化为一种传播的权威优势。
这一传播不仅在知识层次上造就新文化运动，而且在灵魂上塑造本土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完成理性的自觉，上升为一个阶级，即历史的新出场者。
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大众化的开端和先锋是知识分子，是权威传播者。
没有他们，中国本土阶级的成长和觉悟不会如此迅速。
但是，传播者显然具有先天的缺陷。
他们的优势来源于知识和书本，也因此过度依赖于知识和书本。
他们几乎本能地成为“本本主义”
话语的忠实族群。
他们的方式专注于文本解读，言或必称希腊，因为他们的知识来源主要限于书本。
受千年“精神贵族—下等苦力”
二分传统羁绊的束缚，他们往往是“弱不禁风”
，成为“素手纤纤”
、穿着长衫的白面书生，只长于精神劳作而短于体力实践，对大众生活相当陌生，对中国社会若明若暗。
因此，他们天生是书本的奴隶，缺乏亲身实践的经验。
解释世界，口中虽有千言；改变世界，胸中难有良策。
一旦理论与实践发生严重的对立，他们会本能地站在理论和文本一边而拒斥实践。
这一文本至上的知识态度，在早期传播者身上烙下了天然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印记。
因此，早期的权威传播者只是在真正的历史出场者即大众尚未成为历史主体前的“代位出场者”
。
他们的先于大众的觉悟和传播行动虽然撬动了历史实践变革的大门，但还不是真正的实践主体本身。
他们的文化身份依然属于前实践的一群。
“唤醒民众”
并不等于大众的真正出场。
而只有大众作为一个历史的新出场者即不仅成为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而且作为理论主体辉煌出场，才真正掀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序幕。
懂得了这一点，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
第三个问题是：“化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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