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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而出场学则进一步强调思想的出场绝不能以马克思所说的“仅限于西欧”
的结论为转移，而要在中国本土历史语境中，立足中国立场、面对中国问题，从实践和文化中产生。
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与那些不顾中国实际状况、简单照搬照抄国外马克思主义书本教条、做马克思主义跨界平移的赫尔默斯们相比，出场学强调思想出场的场域性或大地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出产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脱胎于中国文化土壤中。
因此，出场学一定要求建立一个思想出场的坐标：国外的实践和历史语境——中国的实践和历史语境构成思想出场的第一个层级的坐标。
在这一坐标中，中外历史场域成为两极，背后站着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两极结构，造就着这一关联的两极。
而国外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构成第二层次的两极，在对话中表达着统一与差异的关系，成为两种不同的出场形态。
因此，出场学研究就是深度考察两极结构的历史场域如何造就中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场的差异性的形态的逻辑。
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研究在中国这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边缘极上，马克思主义何以出场的历史场域、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新出场过程，就不同于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简单跨界平移。
因此，在中国翻译、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化大众，甚至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的效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精神前提，但是本质上还不是从本土发生的马克思主义，还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因此，第一种理解没有区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而是不可取的。
这一出场过程，不仅仅是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结合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结合的过程。
也就是说，不仅有实践路径实践路径，也有文化路径文化路径；不仅有理论、实践形态，也有文化形态。
因此，第二种理解即“狭义结合论”
只讲实践路径实践路径、理论形态而忽略文化形态，也是不完整、有偏颇的。
第三种理解即“广义结合论”
也是不够深刻、不够准确的。
尽管这一理解兼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理论形态和文化形态，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中国化是在中国本土场域中重新出场过程这一实质，因而只有形式上的而没有实质上阐释的正确。
第四种理解当然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文化身份，也需要成为中国文化形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成为某种“新儒学”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大量汲取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批判地改造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不是用儒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而是相反。
儒学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式微甚至衰亡，这是历史生产方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证明儒学等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已经难以成为这一现代社会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文化。
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大众改造世界的先进思想武器，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
正如陈先达教授所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拯救了儒学而不是相反。
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就是儒学新生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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