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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性的复杂语境与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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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传导布展的“危机路线图”
凸显着一个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结构，那就是：西方借助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建立了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高度控制体系。
深刻描述这一图景和体系，揭穿全球生产方式链条的关节点，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今日中国一系列特点的时代语境。
正如我一再指出：与马克思、列宁时代相比，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形态和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向以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转变。
知识的资本化和知识资本的力量，已经成为这一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主要面对的是工业革命初起的工业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列宁时代面对的是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金融资本统治造成的私人垄断局面，那么，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既不是“房地产资本的危机”
也不是单纯的信贷等“金融危机”
，而是由于主导“金融创新”
背后的“知识资本”
的危机。
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结合，才是这一次危机的真正根源。
“知识创新——金融创新——全球金融——全球经济——全球生产”
，成为主要的资本支配线，也是危机的传导路线图。
因此，危机再一次表明：我们已经深度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在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全球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语境。
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遭遇全球后现代的挑战，从而造就了中国现代化语境的复杂性。
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为中国现代性的界定提供了一个最为宏观而多元复杂的坐标。
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方式和新路径造就的发达—发展中国家之间“一体化”
与“多元化”
差异格局，就在现代性层面上对应地生成“同构性”
和“差异性”
。
所谓“同构性”
，即欧美国家提出“反思现代性”
观念时，中国的现代性也步入自身的“反思性”
阶段，两者之间具有结构的对应性。
欧美“反思现代性”
首先是对经典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产物。
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是将启蒙现代性转变为经典现代性的奠基者。
他将启蒙现代性的两大根基——理性与人（主体）合一，构成了与价值理性相区别甚至相冲突的追求“目的理性”
（后来发展为经济理性或工具理性）理性人，这成为一切经典现代性的起点。
他将现代性的目标分为制度性的理性存在，经济、政治、文化都以理性与合理性为目标，经济理性趋向于逐利者和市场化，政治理性以科层制为标准，文化理性以理性的自由为目标。
以韦伯的经典现代性理论解释框架为标志，现代性大致就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推崇的模式：以理性为基础，产业的工业化、空间的城市化、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思想文化的自由化为制度特征，西方的现代性曾经表现为追求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科层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运动。
然后，这一模式在帕森斯“结构—功能”
学派引导下，经过战后的西方经典发展理论学者、东亚经济现代化学者的不断误读，形成了视域更加偏颇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理论。
的确，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工业资本为依托，这一运动被新老自由主义锁定为“唯一道路”
“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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