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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现代化”
，与“以人为本”
发展观相对立，也漠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观相悖，是一种地道的“物的崇拜”
思维。
作为发展的绝对出发点和归宿，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简单的GDP增长，发展目标被严重扭曲。
其次，经典现代性观是单线发展观，也是对现代化整体的一种破坏和解构，对社会全面进步事业的忽视甚至排斥。
它在实践上必然带来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匮乏，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福利的投入严重不足，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偏低。
其三，经典现代性观容易导致政府目标与政府职能严重错位，政府官员信奉片面政绩观。
考核政府官员的唯一政绩就是GDP增长，这一目标高于一切、压倒一切，而将大众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众福利等涉及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目标边缘化。
政府信奉的现代性观念和推行目标的偏差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失误。
其四，经典现代性观导致社会资本（信任、道德、社会协调、安全、政治优势等）供给严重不足、转型支撑条件严重缺乏，因此极易导致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片面化甚至转型危机。
现代化不是一个平滑的经济增长过程，而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其中具有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文化变革、社会发展的支持，否则，单向度突进，极易导致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危机。
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和成败对起点结构具有深度依赖性。
世界上超过45以上的国家都因为这一原因而不同程度地遭遇挫折，出现各种转型危机。
卢曼在《信任》一书中指出：经济高速增长、单向突进的国家，有可能在某一点上不仅由于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而且由于存在社会信任和价值共识危机、道德资源枯竭、安全和社会协调危机等问题而崩溃。
[5]社会资本的供给约束可能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
这绝非危言耸听。
总之，以经典现代性观为核心的片面GDP发展观在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严重后果，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城与乡、经济与社会、区域与区域、各种收入人群之间、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严重失衡和矛盾加剧，使发展既不全面、更不协调，难以持续，因而必须加以变革。
所谓“差异性”
，是指作为跨入反思的、“新现代性”
阶段的中国，倡导“科学发展观”
绝不是欧洲“新现代性”
在空间的跨界平移，而是在一个差异性空间语境中重构“反思现代性”
的产物。
其“差异性”
主要凸显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空间场域的差异性。
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但却置身于全球结构的对立两端。
在“中心—边缘”
两极结构中，西方处在中心，而中国相对在边缘。
由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矛盾的传导性和扩散性，中国的发展和现代性正成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闭合系统一切矛盾的焦点。
虽然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依然存在着某种积极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创新社会的历史作用，成为超越“左”
的禁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之点，然而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不仅通过外部传导的金融危机、而且通过内部的“另类牵引”
产生着风险。
其二，时代场域的差异性。
在西方，所谓“原生态”
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新现代，依次更迭；而在中国却共时出场甚至倒序出场。
中国的经典现代性（或第一次现代性）任务：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国际化都没有完成，但是却不能不同时面对生态化、信息化、公共治理等后现代或新现代性的挑战。
一个在全球后现代背景下建设现代性的任务，构成了中国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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