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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体。
全球化、市场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化。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形态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旧全球化时代的工业资本主导时期，经过金融资本中介，进而疾步走入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资本统治时代。
资本不断使知识生产、文化工业、科技产业、空间生产等各种能使资本迅速增殖要素的资本化方式来获取高额利润。
资本还活着，甚至还有生命力量和“革命作用”
，还起着暂时推动历史、改变世界的杠杆作用，还没有被历史彻底淘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3]在发展中国家，自主引入的全球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如果高于现有民族原来的生产方式，那么它们将继续发挥“世界历史性”
的作用，继续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方式改变世界。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为了推动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几乎所有的微观主体都采取了“资本”
的形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
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作为推动历史杠杆作用仍没有完结。
在没有充分发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
[4]之前就强调过早消灭资本、实现向“一大二公”
社会转变，是“左”
的错误的根源。
相反，重新认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作用，承认资本、特别是新形式资本仍然具有相当的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强调自主引入、驾驭境外资本和发展民营资本为发展服务的积极意义，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资本本性没有变化，仍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造就两极分化。
虽然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资本有规制和驾驭作用，但是，一有合适机会，资本就千方百计地突破规制而不断地造就社会物质利益的差异和矛盾。
资本引发的差异具有“同质性”
和“异质性”
双重可能、双重属性。
我们的社会始终在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资本的“另类牵引”
，始终存在着“我们驾驭资本”
还是“被资本驾驭”
的问题。
第四，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与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的结果。
中国正处在一个以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为轴心的“时空倒错”
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阶段。
西方在历时态几百年间渐次发生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在中国却以共时方式出场，甚至倒错出场。
老牛耕地与卫星上天同在，乡间小路与网络并存，人情关系与法治关系参合，权力崇拜与市场经济结合。
产能、资源、财富的供给和分配并不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单一制度，而是转型社会、“半现代半现代”
独有的多重方式并存现象。
此外，渐进式改革和发展方式也是造就各种差异的重要原因。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的制度安排，由政府决策和掌控改革的方式，都造成逆向选择和逆向差异。
社会收入分配的合法与非法的行动都在造就差异，某些正当的和腐败的行为在扩大差异。
因此，我们肯定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绝不等于肯定所有差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相反，规范和善治的目标要求我们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准确把握社会分型，建构善治规范。
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相对应的善治规范体系和理论体系（包括政治哲学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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