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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两个框图，就是将经典现代性民主理论所聚焦的国家政治层面和新现代性民主政治所着力把握的社会民主层面的统一。
图表的上端是一个经典现代性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
从市民社会走向国家政治，就是从一个差异性的利益诉求转换为统一的国家意志，需要经过一个协商民主的环节。
我国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协商与合作制度，这一安排既充分保证了全体公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治表达权利的实现，又合理满足了各个阶层、利益集团的差异性利益诉求，从而减少了民主内耗的成本，增强了和谐政治和谐政治的内聚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选举政治”
的主要场所。
人大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最高权力机关，是联结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实现差异的人民政治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关键枢纽。
差异的人民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成为立法者和权力行使者，从而成为政治表达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都有自由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差异的利益群体之间分配代表名额，必然经历一个相对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
对于特殊利益群体的识别，也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方法。
例如，我国上亿人口的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按照户籍原则曾经被遗忘在人大代表之外。
城市和乡村的代表资格名额，也曾不够均衡。
这都涉及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究竟如何公平地分配各个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机会与权利。
而一旦差异性的人民进入代表行列，成为立法者和阐释者，甚至成为权力行使人，立法方式、程序正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立法法》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差异的利益诉求如何、在何种程度上转变成为国家意志的重要程序法规。
我们怎样保证各个利益群体的特殊要求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被关注、合理实现而不被遗忘？如何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够有效地得到保障而不被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排斥？
分权制约曾经是西方经典现代性民主制度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中国，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权与合权关系是明确的，各级人大领导一府（政府）两院（法院、检察院）全面按照人大决议，实现有效执行和监督。
政府作为行政执行机关，全面贯彻落实人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并认真勤勉加以实施。
如何增强服务意识，打造为民亲民的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关键目标。
下端是新现代性所崇尚的社会民主和自治形式。
一般说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包括原来意义的国家民主或间接民主，而且包括新型民主即非政府的各种社会民主或直接民主。
在经典现代性政治哲学框架中，市民社会仅仅是立法者和阐释者，是被政府管理的对象。
而在新现代性民主框架中，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单线性，而是处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之中。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协商共治，成为当代民主的重要形式。
社会自治的程度越发达，社会民主程度就越高，社会实现和谐政治和谐政治的可能性就越大。
社会直接民主还表现为对各个国家机关的有效监督，不仅需要第四种力量——各种媒体公开，特别是所谓网络民主，而且需要各种有效的沟通机制和谈判机制。
通过合理的交往重建市民社会，曾经是哈贝马斯民主政治的理想方式。
在当代中国，社区的大协调机制、沟通机制、谈判机制正在形成。
只有将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只有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社会层面建立了和谐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的民主政治目标。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39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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