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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走出去，一定要有各民族相互尊重的平等态度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的博大胸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教条主义、自我创新的历史。
我们不希望把国外任何经验教条地强加给自己，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
自封正统、一旦看别人有改变就贴上“修正主义”
标签的时代应当归于历史。
我们应当欢迎任何一种对中国经验汲取的态度，哪怕是一点一滴，哪怕是只言片语。
我们也欢迎任何民族对于中国经验与本民族经验的有机结合造就的再创新。
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途径应当是多样的。
有中国著作文献的外译，也有国外学者、政治家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解读。
世界上每年出版的研究中国经验的著作，不管持何种立场，也不管持何种视域，只要有中国经验的介绍和正面评价，我们就值得重视，就应当与之保持思想精神的交往和对话。
第五个问题：“走出去”
需要中国视域的世界化，推动着中国理论范式的转换。
中国学术具有自己解答中国问题的学术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视域和理论范式。
所谓视域，就是独特的地平线、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
中国学术作为理论研究的形态，不仅在内容上概括和总结中国经验，而且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学术视域和理论范式。
但是，走向世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与世界其他理论风格、理论视域、理论范式的差异性，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而外，学术背景、理论养成、民族特点的差异，必定形成各种理论视域的差异，因此需要而且必须展开在理论视域地平线的对话。
理论视域对话的前提当然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视域。
我们一再强调在全球对话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视域，就没有自己的话语。
没有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就难以发声。
中国理论的创造当然首先需要聚焦中国问题。
一切科学发端于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有的放矢，是创制理论的核心。
中国理论的创造当然也要依托丰富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
没有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归于不可能。
但是，问题、实践、经验提供的主要是理论创制对象的和客体的可能性，而要创制理论，还必须要有独特的理论视域。
没有视域的研究是盲目的，正如没有对象的视域是空洞的一样。
中国的理论视域的形成却更加复杂、困难。
因为，全球化历史造就的全球分裂，使边缘国家不仅长期在物质生产上依附于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在精神生产上也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输出。
中国近代以来，无数的先进思想都来自西方。
无数的理论视域也来自西方。
我们曾经陷入“东教条”
、也曾陷入（至今还在陷入）“西教条”
陷阱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几乎就是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
西方政治家曾一再嘲笑中国“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视域）”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大的文化、知识、理论产权控制下，按照西方的规制代工生产，包括物品和话语。
如果我们只有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而没有理论视域，那么，再好的问题、实践和经验，也不能变成中国理论，不能变成好的“中国故事”
。
理论在本质结构上就是理论视域对对象内容穿透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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