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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于当代学术分工体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受到所谓学科门类的局限，这种人为性的划分无疑是外在的。
对于马克思时代的思想家而言，具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对“时代”
的反思，无论是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还是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社会理论家，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他们都没有预先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内，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对时代生活的精神反思。
在卢卡奇看来：
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
总体性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
[40]
且不论卢卡奇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但他在这里提出了马克思哲学诠释的一个重要原则——总体性。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于“使那些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
[41]，以至于该书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总体性原则的真正确立必须根植于某种问题意识，须知道，“研究的动力必然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事情和问题”
[42]，否则将会像黑格尔那样，陷入一种“概念总体性”
[43]。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44]，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难以实现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理解，造成了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
和“科学”
等种种“断裂”
。
特别是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制模式[45]，更是加剧了马克思思想解读中总体性维度的缺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凸显，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解释体系和学科建制的藩篱，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基础之上的总体性的哲学思考成为一种趋势。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诊断”
。
对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马克思的“时代诊断”
是其内在问题意识获得的基础。
以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基本视角，无疑具有总体性的特质。
这一基本理论视角的确立，不但能够克服传统的解释体系和学科建制的局限，从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和历史进展的理解；同样，也为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平台。
事实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例如“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
就选取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
作为主题，这也说明我们将现代性批判确立为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总体性视角反映了学界的某种共识。
韦伯对现代性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例如，“对现代社会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这一现代性子课题的经典性研究”
[46]。
韦伯的现代性研究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尽管他从未像马克思那样试图从某一明确的视角透视资本主义，在他的著作中还是不难发现一种贯穿始终的观念——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现代的本质可以理解为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合理化过程。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谈道，“到韦伯为止，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
[47]。
拉许和温姆斯特在《韦伯——理性与现代性》一书中，阐述了韦伯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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