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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指出，韦伯探索的三组问题都和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
首先涉及西方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性，为何其他文明过去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以及当整个世界全都笼罩在现代性的成就下——即韦伯所谓西方文明获致世界史之显著意义——时，又有何后果出现；第二组问题关联到现代性的本质与特征，此处韦伯强调科学与理性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至于第三组问题则是论及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情境，韦伯的立场乃试图澄清现代性的限制所在。
“现代性”
的问题因而贯穿了韦伯的比较历史研究、理性化理论和他的社会哲学思想。
[48]
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
把“现代”
视为合理化“实现之明证”
[49]，奉韦伯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鼻祖”
，“现代化”
也一度成为韦伯诠释中的主导性范式。
且不论帕森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思想，我们也无意评价现代化理论中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色彩以及单线演化观”
[50]，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理论事实，那就是韦伯是通过帕森斯的诠释才真正进入英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传统之中。
这或多或少地说明了韦伯与现代性问题的紧密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关联恰恰表明了韦伯在现代性研究中的地位之重要。
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可能的，将现代性批判确立为二者思想比较研究的问题域也反映了学界的一种共识。
洛维特在1932年发表的《韦伯与马克思》一书堪称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他认为：
韦伯借由普遍而不可避免的“合理化”
来分析资本主义，此概括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中性的观点，但评价上的意涵却是暧昧的。
相反的，马克思将他对资本主义的阐释立足于普遍但可改变的“自我异化”
（self-alienation）这样一个清楚明晰的否定性概念之上。
合理化或异化，它们是对资本主义基本意义可供替换的两套描述，也萌包着现代社会的特性。
[51]
1970年，吉登斯在英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马克思、韦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该文认为韦伯并非全面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之分析，而是承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予以补充发挥。
[52]他在分析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成名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该书认为，“韦伯有关资本主义与宗教的著作的主体不是简单或直接地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学术反应”
[53]。
1975年，麦尔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韦伯对马克思的诠释》一文，提出虽然在研究主题的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关于基本方法论兼理论的预设，韦伯并没有排斥马克思，并围绕意识形态、社会行动、辩证法、进化、科学五个问题展开二者的比较研究。
[54]1991年，特纳在为劳特利奇出版社的《韦伯文选》撰写的新版序言中提出，马克思与韦伯“两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资本主义，也都属于更普遍层面上的对现代性现象的一种考察”
[55]。
国内学者张盾提出，应该将韦伯纳入“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开创性批判的理论效应”
[56]。
现代性批判构成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理论视域。
这一问题域首先是由马克思开启的。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马克思如何来界定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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