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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意识到“费希特的那一套”
已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时，马克思所要求的是：“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34]很明显，在马克思当时所能借重的思想家那里，这种要求如果不是诉诸黑格尔哲学，那么应当诉诸哪样一种哲学呢？另一方面，当马克思要求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时，他便钻进了黑格尔哲学的“大海”
；而且，只要这次入海的“明确的目的”
是要证实精神本性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
，那么，马克思就决不会徒劳无获，因为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的珍珠”
。
因此，黑格尔哲学——在其本体论基础上方始构筑起所谓“现实的理念”
或“具体的理念”
——对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来说开始成为本质重要的。
这种重要性不只是某种偶然的兴趣，相反却表现为马克思最初思想进程中内在地必要和必然的东西。
用一种形象的说法，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甚至不顾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个人好恶，而把他拖入到“大海”
之中。
关于那篇没有保留下来的对话体论著（《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马克思写道，“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
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象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35]。
确实，思想进程的那种必然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敌人”
，无疑是指黑格尔哲学；“月光”
，被用来表示那种尚未脱尽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背景——一个旅行者在“月光”
下被诱入了“敌人”
的怀抱。
就实际的情形而言，马克思从波恩转入柏林大学（研究黑格尔学说的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而在1836－1837年冬季学期由甘斯教授（黑格尔的最卓越的弟子之一）开设的刑法课又无疑使马克思大受启发。
这些条件促使马克思在1837年年初真正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
关于这一点，科尔纽说得对：“甘斯的影响在一切方面都很大。
首先甘斯在使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引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哲学符合他的愿望，并且从这时起就基本上决定了他的精神发展”
。
[36]
三、引导思想前进的理论矛盾
在论及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即社会政治倾向与哲学本体论倾向的区分。
因为就这一转折点上的马克思而言，这两者与其说是彼此一致的，毋宁说是经常矛盾的。
就政治立场而言，黑格尔保守的政治结论很少能够引起青年马克思的同情；反之，康德的反专制主义的共和主义倾向——“公民自主性”
，以及费希特更加激进的否定精神和“行动主义”
——当下的德国社会已然是一个“罪恶完满”
的时代，等等，则显然对马克思有更大的吸引力。
甚至到1842年，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仍然满怀**地把康德哲学称作“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37]。
因此，若仅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的灵感源泉与其说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不如说是费希特的《告德国公民书》。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称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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