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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
例如，无论在什么领域中，物质的东西总是第一性的，意识的东西总是第二性的，意识的东西总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无论在什么领域中，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总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必然反过来成为在任何领域中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这样，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就成为唯物辩证法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哲学的特征之一。
一个革命者无论从事革命斗争还是科学研究，随时都要把唯物辩证法拿在手里，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武器。
就革命斗争方面看，无产阶级政党要引导革命群众取得斗争的胜利，就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作为指导方法，科学地分析客观形势，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从而决定自己在一定时期中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
[8]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严格地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考察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引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断地取得胜利。
他经常教导革命队伍中的一切人员，要学会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
他在指出某些同志路线上、策略上或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时，总是进一步指出他们在理论上怎样离开了唯物辩证法，以便使全党同志在思想上提高一步。
这些都是把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方法的范例。
从科学研究方面说，任何研究工作都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方法，而一定的方法是由一定的世界观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于决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法的是什么世界观：是科学的世界观还是非科学的世界观。
如果自然科学家采取了非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指导方法，他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些具有错误世界观的自然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在某些专门领域中作出一些成绩，甚至作出很有价值的贡献，那恰恰不是由于他们贯彻了错误的世界观，而是由于他们在研究这些专门问题时违反了他们的错误的世界观，被迫地、不自觉地站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立场上的缘故。
当他们对研究的成果作出理论解释时，他们就要陷于严重的错误了。
至于社会科学，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而研究的结论又涉及阶级利益，就更加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就是因为没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而“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9]。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本质特征，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首先，唯物辩证法是从实践中产生的。
唯物辩证法是在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适应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即是说，是在革命实践的推动之下产生的。
唯物辩证法是各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而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又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即是说，唯物辩证法是通过各门具体科学而从实践中概括出自己的原理原则的。
由此可见，无论从产生的动力看，从理论的内容和源泉看，唯物辩证法的出现都不能离开实践。
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实践需要，没有作为实践经验之结晶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有唯物辩证法。
其次，唯物辩证法是为实践服务的。
它不是书斋里的空谈，不是少数人的玩物，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和科学研究的工具。
它一旦产生出来，就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门科学研究，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
再次，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
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后的一百多年来，阶级斗争的进程和各门科学的成果都已经灿烂地证实了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证实着它的客观真理性。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
[10]
最后，唯物辩证法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唯物辩证法是从革命实践的经验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中汲取自己的内容的。
因此，当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日益深入，不断地揭示出世界的新的侧面、属性和规律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也必然日趋丰富。
唯物辩证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不断地发展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而且在半个世纪中不断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成果，继续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把它提到了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又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综合了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大大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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