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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成熟马克思与早期马克思分离开来，阿尔都塞的做法是，首先证明，早年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与费尔巴哈的问题一般无二，即使他还借助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工具论述了与此不同的其他主题。
这一问题是人类学性质的，而意识形态的氛围（该问题正是在这一氛围中得出的）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氛围，也就是黑格尔左派的氛围。
由于马克思是在黑格尔左派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较之于本身与先进的政治和经济现实相联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他毫无任何优势可言，他必须首先竭尽全力从“德意志神话”
中解放出来。
“从神话转向现实”
和“发现一个彻底全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德意志哲学’的著作中从未发现回声的现实”
，在阿尔都塞看来具有决定意义。
它是“对法国组织有序的工人阶级、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
的发现。
[48]对早年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德国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软弱无能而只能被迫去思考其他人做了什么——阿尔都塞仅仅做了消极的阐释。
他显然认为，恰恰是符合当时现实的、超出德国界限的思想方式，不可能在这种思想中（也就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得到发展。
因此，他也谈道，“如果缺乏与现实的问题和对象的具体联系”
，那么与其说这种“异化的意识形态的发展”
使马克思轻松地认识了现实，倒不如说它妨碍了马克思对现实的把握。
马克思必须从这种神话的重负中完全解放出来，才能发现“超越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为这一层面所包裹的众多现实对象所具有的现实历史”
[4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表述都与这种解释截然相反，他们在其中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蒲鲁东对被正确阐释的辩证法茫然无知，狄慈根对黑格尔一无所知的“巨大不幸”
以及其他许多评论，都强调了这一联系。
格奥尔格·卢卡奇试图在他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中更切近地指出，说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丝毫不能“在关于‘德国哲学’的著作中”
找到“回声”
，这远远背离了现实；黑格尔哲学恰恰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重大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中形成的，因此，辩证的思维方式必定得到了发展。
卢卡奇试图以这种方法——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来说明运用辩证法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卓著成果。
恰恰由于他本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路易·阿尔都塞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者一个法国人——他根本不用像马克思一样必须排除那个巨大的神话层——远远先于马克思来阐发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他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于有关马克思的过人禀赋的说明，马克思与伽利略一样阐述了一门“全新科学”
，一门关于社会与经济的科学，他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
。
当阿尔都塞断言，黑格尔仅仅抓住法国大革命和具体的历史（奇怪的是，阿尔都塞并没有提及古典经济学家，虽然人们可以在黑格尔那里足够清楚地辨识出他们的痕迹）“以便给它们烙上他自己的意识形态”
[50]时，他对黑格尔的阐释是非历史的。
毫无疑问，黑格尔并没有超越有关社会（需要体系，经济）与国家的资产阶级自我认识的视野，但这并非“他的意识形态”
，而是一种被提升到更高意识层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完全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它正如资产阶级解放与社会主义解放之间的关系一样）。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保持为“意识形态”
的解放思想，由于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也被阿尔都塞视为“科学”
之外的作为行动号召而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认为，在从早期著作过渡到《资本论》（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变换了“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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