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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直接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存在，二者都试图在存在的整体性中来把握存在。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整体的联系出发来加以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如何能够仅仅以一种“神秘的”
形式理解了整体，而（在马克思身上爆发出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又是如何成功地超越了黑格尔的资产阶级意识界限的。
所以，卢卡奇的出发点是，至少在原则上讲，这二者所关注的哲学问题是相同的：从整体出发来进行阐释，这个整体实际上也就是黑格尔所理解的辩证的历史进程和承载我们的社会。
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被解释为纯粹的“精神现象”
——如它自己可能对自己理解的那样，也如它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所表现的那样——而是被解释为一种必然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解答的尝试。
稍微夸张地讲，德国古典哲学也想实现马克思想要实现的相同的目的，但却没能真正地实现，因为德国古典哲学不能径直达到历史的具体的主客体（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界限同样也是资产阶级哲学意识的界限。
卢卡奇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达到巅峰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在于，它清醒地意识到了那个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初次彻底解决了的疑难问题。
康德认为，对保持静观的意识来说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能够通过实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解决。
这一洞见对费希特和黑格尔而言是一个极富成果的出发点。
“与教条地接受一种对主体来说是异己的、纯粹既定的现实相反”
，德国古典哲学中存在着“……一个要求：从同一的主客体出发，每一种现实都被看作是这个同一的主客体的产物，每一种二元性都被看作是从这一原初统一性中推导出的特例。
这种统一性就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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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把它称为“本原行动”
（Tathandlung），黑格尔相信这种本原行动的主体可以在精神（以及创造历史的世界精神）中发现。
但是现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说，他的世界精神仅仅是在表面上创造了现实历史，其实这只是我们事后可以用以解释合理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神话。
虽然黑格尔已经把历史视为解答德国古典哲学问题之所在，但历史本身却尚未表现为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因为它并没有从它的现实主体出发而得到认识。
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尽管以伟大的清晰性著称）仅仅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背反（它们固执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现实中，并且似乎只能通过一种唯心主义构造来被逾越），而没有在实际上克服它。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古典哲学处于一种矛盾的情境中，它试图在思想上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人们只能通过意识到那些使资产阶级社会遭到扬弃的矛盾而纯粹在头脑中想想而已——作者注），唤醒那些在它之中又被它所消灭的人进行思辨的生活，但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又在思想上得到了全面的重建。
[59]
只有把资本主义社会推演为一种必然性的那一方式——辩证的方法——也在实际中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意义才能在无产阶级中得以实现。
通过提及席勒的美学书信以及这些书信所提出的有关处于日益非人的（异化的）现实中的完整的、未异化的人的问题，卢卡奇试图指出，古典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所涉及的也是人的重建问题。
但是，他同时证明（继青年马克思的批判之后）这里的“真正的人”
总是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纯粹精神的或者艺术的、与社会隔绝而仅仅在思想上与之相联系的）人。
资产阶级思想所竭力探索的那些问题，即认识现实整体的统一性（把这种统一性看作一种本原行动的产物，主客体的分裂正是源于这种本原行动，而主客体也可以归结为这种本原行动的要素）和人的人化，其实是相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恰恰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卢卡奇承认，古典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后来成为“辩护”
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是不会得出同样的断言的）关心真正的（当然无力解决的）问题，它是人道主义的思想。
他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家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所能解释的资产阶级意识的局限与这种意识在道德上的败坏相混淆，把必然表现为唯心主义的解决尝试与有意识地针对唯物主义（它被以一种非辩证的、非历史的方式装扮为永远具有革命性的理论）的“斗争宣言”
相混淆。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克服并不是通过一种（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批判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揭示无产阶级就是历史的实在的主客体、就是其行动构成历史的“我们”
得以可能的。
[60]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它拥有一种特别“科学的”
社会研究方法，而是在于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社会整体才能被认识，从而同时得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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