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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施也给他的文章（最早与卢卡奇的著作同年出版）补充了如下的说明：
在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初次出版。
就我目前所能够确定的来说，作者在更为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作的、多次涉及本书提到的一些问题的阐述，我在原则上是欣然赞同的……[65]
东方和西方的党的“官方”
理论家以同样的程度来反对这两位思想家。
探查这一迄今依然存在的厌恶情绪的原因，正是我在本书中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之一。
虽然卢卡奇和科尔施所做的在哲学上极具意义的马克思阐释在知识分子圈中备受关注，并且长期以来决定着讨论的水平，但在以考茨基和列宁为代表的两派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那里，他们却一致遭到了拒斥。
科尔施本人早在其著作的第2版中就指出了这种奇特的二重现象，并把它归结于这两派真正的辩证思想的缺失。
然而，在对这种真正的辩证阐释加以拒斥的背后，却——无意识地——存在着对某种思维形式的拒斥，这种思维形式按照其本质而致力于意义阐释和理解，它虽然能够通过集体意识的形成而转化成为行动，但却不适宜像自然科学的、技术性的思维那样，作为统治知识而起工具性的作用。
卡尔·考茨基在《社会》杂志第1卷第3期（1924年6月）中把矛头对准了科尔施，他指责科尔施“以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三十岁之前（直至1848年革命及其在1849年和1850年的后续影响）所写的早期著作”
为依据（314页），而不是以19世纪下半叶“成熟的”
马克思主义为依据。
青年马克思被批判为过于革命。
考茨基在这里划出的仍受黑格尔影响的青年马克思与“真正马克思主义”
的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分界线，后来也在列宁斯大林主义阵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1924年还不为人所知的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和哲学》出版之后。
这一点也表现在，在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这部对整个现代马克思讨论而言至关重要的著作被删掉了。
[66]
在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第5卷第34期［1925年3月12日特刊］）中出现了扬·施坦（JanSten）的权威批判，他本人属于后来遭到批判的德波林集团，但却更加激烈地宣布与卢卡奇和科尔施脱离关系：
在各国共产主义政党都面临着（以前描绘过的、党的——作者注）根本的、最重大的任务，而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又缺乏深刻、广泛的传统的情况下，共产党的队伍中开始形成了一种歪曲变形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科尔施和福加拉西（Fogarasi）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哲学成就都可以作为这种歪曲和病态增生的典型范例。
卢卡奇的这种哲学构建无疑与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特定发展时代密切相关。
这种哲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歪曲，在许多情况下，它都倒退回了旧的黑格尔主义唯心主义。
在几个论点中，它暴露了自己与政治实践的左派幼稚病的直接联系。
在卢卡奇那里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发展进程，而这种发展进程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中推导出来的。
关于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联系的同样错误的观点……表明卢卡奇在对工人阶级发展史的阐述中背离了辩证法。
1921年，卢卡奇在德国共产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国际》中发表的题为《群众的自发性和党的能动性》的文章，以彻底的明晰性揭示了卢卡奇哲学的主观主义特质，也就是说，与政治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联系……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偏向（原文如此！
）是如何找到它的哲学表现的。
[67]
考茨基和施坦并不是仅有的反对科尔施和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黑格尔化阐述的正统批判家[68]，但他们的观点却是非常典型的。
同样，两种正统学说的一致拒斥清楚地表明，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应当加以反对的仇视革命的态度，而是这样一种态度，它既不适合传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需要，也不适合苏联共产党中专断的群众操控者的需要。
“叛徒考茨基”
（列宁语）与列宁主义正统学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要远远大于它们以（作为表面上保留的理论的）不同的道德评判为基础的种种对立以及相互对立的政治结论（这些结论都源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并首先为人们所认识）。
考茨基选择了民主与进化，列宁主义者选择了专政与暴力变革（后来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
），但为这两派所代表的“世界观”
事实上却并不是如此不同。
世界观的对立越微不足道，对这些对立的强调就越坚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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