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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想使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过渡成为不可能，但哈里希却恰恰希望通过指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革命方面而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较轻松地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多年来，德国许多对哲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认识到，甚至是费希特和黑格尔所提出的最抽象问题中，都体现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这是决定性的、有重要作用的。”
[117]然而，这一认识却只能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来传授。
[118]哈里希想从这一历史实例中得出：“今天，如果时代的有创造力的重要思想家对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以为然，那么哲学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就仿佛说，如果没有费希特对雅各宾派的支持，没有黑格尔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成果进行思想上的吸收，那么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唯心主义的进步成就就根本不可能一样。”
所以，哈里希的实际倾向旨在为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主义赢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
另外，这一倾向也是他（与恩斯特·布洛赫）努力实现符合更高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依据所在。
正因如此，这二人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被德国统一社会党所容忍。
然而，正当这种对马克思更加深刻的阐释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阵营内部赢得影响，并与具体的政治、经济观点产生联系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那时，对党的领导来说，理论上的这些结论是由思想家本人还是由他们的追随者得出，已然无关紧要了。
格奥尔格·卢卡奇担任了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部长，沃尔夫冈·哈里希努力——就我们通过新闻界的相关通告所获知的——在中部德国实现一种“波兰式的十月”
。
弗里茨·贝伦斯则设想一种接近南斯拉夫样板的经济政治模式。
但是，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家却把所有这些构想与这些人背离意识形态的观点联系了起来。
这些人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方面不仅在理论上成为宣传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也表现出来，但他们却遭到党的领导的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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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防御立场的政治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却毫不含糊地集中在为党的权力地位进行辩护这个问题上。
第一，要克服一切“黑格尔化的影响”
，因为党的领导取决于保持统一的、明确的、源于恩格斯列宁传统的马克思阐释的“纯粹性”
，以便借此来保证共产主义政党的团结统一。
出于这个原因，它不能放弃自己的解释垄断权，并且自认为拥有对所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如恩斯特·布洛赫）的最终裁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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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但是，黑格尔也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毁谤，因为事实上，苏联意识形态（作为封闭的世界观体系）像苏联国家以及苏联的自由观一样，在这一“民主国家的最高形式”
中非常接近黑格尔的模式，苏联实际上成了以黑格尔右派的构想为基础的国家。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当辩证法事实上持续地被用来为苏联所谓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特征辩护时，黑格尔辩证法的辩护性一面就越发遭到尖锐的批判。
第三，青年马克思及其人道主义伦理思想遭到了反对，因为它是对苏联世界不人道、不自由的统治秩序的恒久谴责。
出于这一原因，人们试图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扯开一条鸿沟，或者仅仅在“成熟的、发达的形态”
中比较这两位思想家（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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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怀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
乐于把青年马克思所强调的实现想象的、虚幻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追求的目标，但这却不能成为政治中的具体因素（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可以容忍布洛赫与哈里希，但是当他们本人或者追随者开始从他们的构想中推出政治结论时，他们就会遭到批判）。
第四，卢卡奇与科尔施在20世纪20年代同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争论，与最新的反对布洛赫与卢卡奇所写的黑格尔著述的论战一样，都源自处于领导地位的党的官僚主义与（相对自由的）哲学家之间的对立。
维护其统治必然是党的领导的利益所在，因此机械的技术主义阐释的代言人得以达到目的，就绝非偶然了。
（相对独立地进行思考的）哲学家的旨趣在于社会主义及其人性的实现，以及譬如对马克思和哲学传统之间的联系进行如实的、尽可能深入的阐释。
更尖锐地说，党的领导关心的是统治，因此它就在关于统治的知识范畴内进行思考。
哲学家关心的是人性与理解，因此他们（至少其中的一些人）辩证地、历史地思考。
党的领导人把自己视为“权力工程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把自己视为解释历史意义的辩证法家和人文科学家。
但历史只能从人道主义（或者神学）的立场出发才能被理解。
如果“西方世界”
乐于与像布洛赫和卢卡奇这样的思想家结盟，那该多愚蠢啊。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苏联世界中，个别思想家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目的与批判的辩证法依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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