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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可以轻松地进行反驳：恰恰相反，倒不如说，对立是外在的，（将要实现的人道主义的）连续性才是隐藏的，它其实是本质。
在这一背景下，施莱夫施泰因以约瑟夫·斯大林为依据就绝非偶然了：斯大林“在对一本近代史教科书的摘录笔记所作的评论中，把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巨大的区别和对立’的那些思想视为描述整个近代史的‘准线’‘红线’”
。
尤为典型的是，恰恰是被托洛茨基（Trotzkij）正确地视为新的苏联上层社会统治代表的斯大林，如此有力地强调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原则区别。
事实上，人们有理由发问，为什么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雷蒙德·阿隆（RaymondAron）曾把它称为一场反封建主义的变革运动，这场运动以一小部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为主体、由一批职业革命家所领导。
虽然这些革命家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但他们并不是首先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宣称为革命目标，而是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宣称为革命目标。
被斯大林本人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
的农业集体化（1928—1930年）在苏联首先创造了“社会主义基础”
，而如果又考虑到这第二种无声的、但是流血并不见少的革命阶段，那么人们自然会发觉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
：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没收了封建贵族的财产，并把他们的地产据为己有，那么苏联官僚主义则剥夺了农民的财产，并把农业生产置于它的监督之下。
然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青年马克思所勾勒的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
它几乎没有把资产阶级革命（纯粹纲领性的）的口号具体化和现实化的性质。
因此，它强调世界观的对立，而不是强调（当然不可能详细证实）苏联社会的现实优越性以及其中所提供的具体自由，这种自由优越于资产阶级国家在形式上保留的自由。
正如我已然多次强调的，通过实践来扬弃黑格尔哲学，为一种被感觉成竞争者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论斗争所取代。
施莱夫施泰因就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它“与一切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抵制一切以马克思为代价而抬高黑格尔功绩的尝试……”
就此而言，施莱夫施泰因想以非辩证的方式“尖锐地批判黑格尔哲学的一切反动的、保守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方面，但同时又想唯物主义地利用……推动进步的……一切”
。
蒲鲁东当初就想以类似的方式压制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以便只保留其积极方面，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6年）一书中的毁灭性批判。
格奥尔格·卢卡奇把从黑格尔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视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思想表达。
这一过渡通过与“革命实践”
同时发生并且因而用事实证明它理解并掌握了社会整体，从而不仅根本改变了“意识形态”
，而且从原则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党代会（1956年2月14—25日）正好介于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的争鸣文章（1955年秋）与保留为残篇的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Harich）的文章之间（1956年秋）。
众所周知，在这次大会上所完成的苏联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回避以及对“个人崇拜”
的批判，也导致了苏俄以及东欧集团一系列其他国家在文化生活上的广泛松动。
沃尔夫冈·哈里希与恩斯特·布洛赫属于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人物，直到匈牙利起义的发展以及匈牙利新法西斯主义的论纲为德国中部强硬的党派路线的信奉者提供了镇压这一“解冻时期”
的借口。
哈里希的争鸣文章是最勇敢、最彻底的。
他并不满足于驳斥格洛普的片面性和逻辑上的纰漏，而是直接抨击了他的根源——斯大林、《苏联大百科全书》和日丹诺夫。
他用详尽的证据彻底地驳斥了有关黑格尔哲学反动特征这一论点的荒谬性。
在文章中，他已然能够以下面这一事实作为依据，即苏俄一系列新近的文章摆脱了这一论点，并且要求对黑格尔这位资产阶级时代的哲学家予以更为正确的评价。
[116]对黑格尔遗产的诋毁源于斯大林崇拜——它导致了对斯大林在1941年所做的那些著名表述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也源于“日丹诺夫在1947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哲学家大会上所做发言的庸俗化倾向”
。
日丹诺夫的“黑格尔问题已然解决”
的论断，被驳斥为是斯大林在战争时期所做表述的最终教条化。
哈里希相信，他所努力实现的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仍然完全处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正如马克思和列宁对黑格尔的认识那样：“如果我们努力重建马克思和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肖像，努力清除斯大林时代宗派主义的错误判断，这就意味着返回到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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