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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个人使用工具以便对他有所帮助，这种能力说明了他的适应性有多强。
马克思还指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注意力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只有人能够全神贯注，心无旁骛。
他声称，在工作中的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
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11]。
最后，从把人看作社会存在物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另一个性质就浮现出来了：个体的活动始终是社会活动。
即使它不是和别人一起完成的或者不是为了其他人而完成的活动，生产也是社会性的，因为它是以特定社会前提和语言为基础的。
如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生命活动就是生命本身——能量、运动、速度和节奏的变化都是为了满足自然需要，那么类的生命活动就需要强调它的意识、意志力、目的性、适应性、注意力和社会性等这些方面，它们能让人去追求他独一无二的类需求。
马克思归给类的生命活动的所有性质都近乎完美地适应于这样一个范畴，一个马克思从来没有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的范畴。
要不是马克思认为工作是“合理的”
（rational）——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握了他想要改变的事物的本质，能相应地指导他的活动——那么我曾介绍过什么内容吗？在日常语言中，“合理地活动”
意味着要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
和“理由”
，意味着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采取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意识被认为是能将人自身与他的活动区别开的一种能力，在这一意义上它明显是一种理性的构成关系。
在人们能够权衡可选择的行为的优劣得失时，他必须意识到作为选择者与被选择的事物之间的区别。
选择行为本身表明意志是理性中的另一块积木。
但是，当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目的性的时候，它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是什么制订了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合理的活动呢？曾几何时，黑格尔甚至把理性看作是“有目的的活动”
。
尽管有人可能说目的是“不合理的”
，而且更过分的是，他们甚至认为合理的活动“没有明显目的”
，但是这样的用法根本就不具有代表性。
人在精神上的适应能力是他的合理性的另一个方面，因为它证明了理解对象的能力，在涉及他们自己的未来情况时尤其如此。
至于肉体的适应性，这是用最有效的方式达到既定目的的后续活动的前提条件。
通过把它看作是对计划要求的深思熟虑的反应，专注也能在同样的主题下被提出来讨论。
生命活动的社会本质是它的合理性的另一个要素，难道不是所有的合作形式都对人有帮助吗？在“合理的”
这个术语下，马克思零零散散地描述了人的生产活动，把这些描述聚合到一起，就让我们能够更加关注它的完整性，而不是关心如何避免重叠。
因此，尽管有些人发现我多次使用“合理的”
这个词，但是各个部分都很好地契合在了一起。
尽管这个最好的术语能够轻松地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区分开，但是马克思限制使用“合理的”
这个术语，因为它与他的体系是不相容的（但是，他用它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活动）。
“合理的”
通常是指人们在既没有物质压力，也没有情绪烦扰情况下行动时从众多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但是这种想法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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