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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同样存在着异化关系的其他社会形式就不能用类似的术语来加以描述。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封建社会中也谈到了异化。
对于当前的“共产主义”
国家来说，毫无疑问在那里也能够发现很多与异化密切相关的特征。
比如，只有当苏维埃的作家们声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消灭资产阶级会消除异化的所有形式时，他们才是错误的。
而且，马尔库塞正确地认为，只要是根据劳动时间（它本身就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功能）来衡量财富，那么异化就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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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形式上和一定程度上对异化的存在和异化理论的应用之间进行重要的区分。
正像我所解释的那样，马克思并不是用异化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
通过关注个人以及那些他不但失去了对它的控制而且还反过来要控制他的本质中的要素，人们能够获得这一观点。
经由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整个过程就被彻底地神秘化了，而且这种神秘化也是“异化”
含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认为“共产主义”
国家中的人被控制了，而且以与发生在西方国家类似的方式产生心理反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假设），控制他们的代理机构和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
非常明显的是用经济计划来替代资本主义市场调节。
在这种新的语境中，异化理论失去了其意义的大部分内容：从一个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关于与他的社会完全不同的人的理论，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共产主义”
国家的独特性质之内容（或许，如果依次类推这种教训也具有欺骗性）。
意义上的缩水改变了这个理论的特征：它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理论（它把对人的描述整合到了对整个系统如何运转的解释之中）变成了一个仅仅描述人们对他们生活条件做出主观反应的心理学理论，以及发现这种匮乏情形的伦理学理论。
而且，由于相关人等被认为是与社会相脱离的，所以进行伦理判断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的特征（在“共产主义”
国家发现的就是这种一般的人），就像进行判断的标准不再是一个内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潜在物，而是同样抽象的善的观念一样，它成了一种绝对的原则。
显而易见的是，经过这种改造之后的异化理论已经屈从于事实—价值之间的区分了，而且它对针对本书第四章进行的所有批评都是开放的。
上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在“共产主义”
国家中发现的异化不能或者说不应该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或处理，但是这些人之间以及这些特殊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只能通过这样一个理论来充分把握，即一般说来它关注的焦点是计划、政党、国家以及官僚机构等的决定性地位。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
或许，基本没有过时以及我们因此主要使用的异化理论的相关内容应该是，它的错误通常被认为是“当前像摩西的错误一样明显的错误”
[15]。
当然，这就是劳动价值论。
正像我想要说明的那样，大多数批判火力指向了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稻草人。
马克思不是试图去证明劳动创造了精确的出售价格意义上的价值，他关注的是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通过它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表现了出来。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观点一致，即要求对此做出解释（为什么人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价格）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事件，而且根据我的知识来判断，马克思是唯一迎接这个挑战的社会思想家。
构成他的答案的丝丝相扣的异化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看待那时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方式。
尽管得到了修正，但是它们仍在继续，而且工作仍然是根据它的产品的价值来表现的。
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我看来，劳动价值论承担了额外的服务，把它相应的论证负担放在了资本家身上。
大多数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试图辩护性地回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表明，社会主义是更有效率的，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感，或者在其他方面比资本主义社会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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