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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献不仅仅呈现了马克思的方法，也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的活动给予了辩护。
他的活动在1848年继续进行，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是在科隆。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
由于这种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意识，“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
[80]。
前革命时期，即接近《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就是马克思知识生命的关键：对“党”
人来说，写作就是行动。
资本不能从资本的立场得到充分的讨论，就像贫穷不能从贫穷的立场得到充分的讨论一样。
这个箴言在《哲学的贫困》里得到重现。
然而，它是基于马克思所反对的蒲鲁东的理论价值观念上的古典和后李嘉图理论的。
蒲鲁东实质上在吸纳了经济学自身改革计划的同时否定了它的社会倾向。
作为李嘉图的追随者，马克思回应了他。
蒲鲁东曾经拙劣地模仿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则作为黑格尔的弟子反驳了他。
蒲鲁东凭借经济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
[81]的范畴得到承认。
马克思在社会学意义上解读了这些概念和范畴，掌握了古典经济学中对“唯物主义者”
的批判。
[82]大多数驳斥和方法论的观点在随后的《资本论》中有所体现，并频繁地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中。
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理论家”
，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职业经济学家的范畴外。
他也极力保持与乌托邦构筑者的距离。
那些乌托邦构筑者是在寻求一种再生的科学，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
[83]。
虽然在1847年仅仅是个假说，但“苦难积累”
的观点随后却将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核心论点。
的确，所有《资本论》中的伟大文章都曾源于假定和臆测：从1847年开始，马克思就意识到对金钱的批判应该先于对国家的批判，但是这距他宣称由于一种“历史”
的必要性，两者都要废除，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因此，他随后建议把《哲学的贫困》当作《资本论》的序言就可以被理解了。
[8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的态度是缺少关注的，就像他早期对待蒲鲁东对黑格尔拙劣的模仿一样。
当他最终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结为“辩证法”
的时候，他谨慎地把它呈现为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
：他把它称为“批判的和革命的”
[85]。
乍一看，这个定义很难体现理论性，但是《哲学的贫困》的结论给我们提供了关键。
在那里，马克思引入了“革命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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