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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和列宁为后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奠定了基本解读框架。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
，认为马克思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
列宁认为，经济学说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的思想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
，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等等。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梁赞诺夫（Riazanov，1870—1938年）[28]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梁赞诺夫早年投身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两次流亡国外（德国和奥地利）。
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进行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积极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早在1905年前就被列宁评价为“视野广泛、有丰富学识、极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文献遗产”
。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筹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29]，并任第一任院长（1921～1931年）。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特别是在列宁支持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对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原始手稿和书信进行照相复制，培养了一批马克思字迹辨认专家，启动了历史考证版[30]。
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编辑和出版，梁赞诺夫还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革命活动及思想理论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27年）[31]和大部头著作《马克思主义史概论》（1928年），主编《卡尔·马克思：伟人、思想家和革命家》（1927年）[32]等。
1930年梁赞诺夫60寿辰时，他的学生索拜尔[33]评价说：“梁赞诺夫不仅是当代俄国，而且是当代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研究者，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他为马克思研究打开了真正无限广阔的历史和国际的视野……梁赞诺夫在进行马克思学研究的初期就已作为特殊标志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理解和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力求有条理和尽可能地完整。”
梁赞诺夫使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促成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传统，并为阿多拉茨基后来编辑出版MEGA1奠定了基础。
俄文“马克思学”
（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苏联的出版和研究史》[34]一书第109页写道：“在这些年间，这家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马克思学’这一术语，并试图给它下一个定义。”
“这些年间”
是指1922～1923年，“这家杂志”
是指《哲学问题》的前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苏联马克思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和出版有密切的关系。
1982年苏联学者博尔迪烈夫就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50卷）出齐，说成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
。
而从1975年开始出版的MEGA2各卷次的资料卷，更是代表了当今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
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的代表，他们身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和马克思学家（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旨在通过挖掘马克思丰厚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批判或改良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支点。
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主流，而吕贝尔是学院派马克思学研究的代表。
19世纪40年代，吕贝尔从收集有关马克思生平传记和著作目录的资料入手投身于马克思学事业，并因创制了“马克思学”
（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和主编刊物《马克思学研究》[35]，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名词。
按照吕贝尔自己的说法，他自觉地继承格律恩贝尔格[36]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传统，注重考据和思想研究相结合。
具体来说，吕贝尔规定了马克思学研究的三项任务：一是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二是批判的分析的评论；三是文献和图书。
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和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偏见。
当然，研究者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因为任何解读研究都会存在“合法的先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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