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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是“冷战”
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
当然，我们不应将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随意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免犯下将洗澡水和孩子一同泼掉的错误。
二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当时的志士仁人和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常常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的。
但是，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以随意解释的灵丹妙药或实用工具，而是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
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首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的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因此对它的学理研究又往往是与对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相互伴随的。
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和普及，也开始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
比如，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1892—1967年）所著的三卷本《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1930～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有蔡元培先生写的序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1956～1985年）陆续出版，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也逐步开展起来。
首先是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大量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研究成果（专著以及论文）被翻译出版；其次是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译介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如果说以前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偏向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
，从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适应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需要，学界开始译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
因为随着苏东剧变，苏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
地位，人们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
近二十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
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外，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
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逐渐从以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
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通过学者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如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重庆出版社）、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
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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