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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性思维和革命的实践有义务从正在崩溃的体系和正在瓦解的意识形态的残骸中抢救出有效的东西。
（6）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为非科学的抽象留出了空间，而概念则是科学的抽象（例如使用价值和商品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并不会一直隐藏在抽象的迷雾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们被整合进了实践之中，尽管我们仍然必须详细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
它们以两种方式进入实践：作为约束性的事实，或者以信仰的形式。
抽象的观念自身没有权力，但当权者（经济的或政治的）利用表象来为他们的行动辩护。
另外一个要点是，最完全地得到解释的意识形态的表象进入语言之中，成为一个永久的部分。
它们提供词汇、公式化的表述和思想的倾向（turns），后者也是措辞的特色。
社会意识，对社会行动如何多样和矛盾的意识，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改变：通过获得新的术语和习语以取代过时的语言学结构。
因此，不是语言生产了人们所说之物。
语言并不拥有这种神奇的力量，或者只是不时地、可疑地拥有这种力量。
人们所说的东西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任务的执行，来源于分工——来源于世界中现实的行动和现实的斗争。
然而，他们实际所做的，只能作为语言而进入意识，经过被言说而进入意识。
意识形态在实践和意识（即语言）间进行中介。
这种中介也可以充当意识的屏幕、屏障或者阻力。
仔细考虑一下宗教创造的词汇、符号和措辞吧！
革命的理论也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并将它们引入社会意识；这种情况发生的最有利的条件是，一个上升的阶级足够成熟，以至于能够采用新的词汇，吸收新的概念。
这样，我们甚至必须预料到我们将会遇到可怕的障碍。
这些词汇和概念不仅是通过当下的有意的行动创造的，也是通过反映当代有限视野的早已被接受的观念来创造的。
中产阶级的单个成员并不必然心存恶意，并不必然是愚蠢的，但他没有能力超出其所在阶级的精神视野。
他的见解通过语言的媒介被表述出来，而这个语言毋宁说是整个社会的语言。
然而，语言——不仅是思想家（ideologist）的语言（例如哲学家），而且是所有言说者的语言——扭曲了实践的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思想还是语言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
语言，这个与社会整体保持一致的观念仓库，充满了错误、假象、琐碎的真理和深刻的事实。
从表象（观念）世界过渡到现实世界，总存在着问题，而这个问题无非是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具有多重方面——实际存在的语言、意识形态、实践、阶级状况和实际进行着的斗争。
当资产阶级说“人的”
权利、“人的”
状况等等的时候，他实际上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资产阶级的状况。
他并不区分这二者，因为他的语言恰恰是资产阶级所塑造的。
于是，马克思试图在实践之中，在与意识形态、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关联中为语言定位。
语言很重要，但是并非凭借自身而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不妨先回过头来简单讨论一下商品。
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件商品都是一个符号：作为交换价值，它只是为了生产它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外在的、可见的符号。
然而，“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
[8]。
任何商品都是一个符号，这个在19世纪广受欢迎的观点乃是意识形态的；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这个令人迷惑的形式来说，这不是一个概念性、科学的解释。
在分析语言和其他形式（即商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分离出它们的形式特征，但决不能将这个形式与它的其他方面分开——内容、发展、历史、社会关系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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