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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段落中，马克思批判了政治国家的内在分裂，即人和公民的分裂、私人和公众的人的分裂，这一分裂还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其自身的分离：
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
[5]
这一点适用于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政治国家，即最现代、最民主的国家。
国家在本质上与宗教有相同的本性，甚至在它自身与宗教分离，并与之斗争的时候也是如此。
存在着一个与国家的存在密不可分的国家信仰，因为国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正如同天堂与人间的关系一样：它在现实生活之上，它屹立或者看起来屹立在现实生活之上。
它压制现实生活，正如宗教征服世俗世界的有限性那样。
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
在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作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
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6]
马克思批判了将权利划分为人权和公民权的做法。
人和人的意识从此被撕裂开，一方面是包罗万象的政治、法律和哲学的虚构，另一方面则是狭隘、有限的现实。
公民权是抽象的、虚构的。
它们向个人保证的，是在不现实的普遍性中的一个想象的主权；至于人权，它们实际上是自私的个人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被降低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
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
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持久的，才能做到这一点。
[7]
政治生活压碎了日常生活、经济生活和现实的个人生活。
当它似乎变得更加极端，当它将自身置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上的时候，它便摧毁了自身的条件。
通过“宣布革命是持久的”
，它否定了自己的前提。
“持久的革命”
不可避免地在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要素的复位中告终，就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考虑的是激进主义（Ja），但他切中的问题却牵涉甚广。
“持久的”
革命或“总体的”
革命观念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甚至使他痴迷。
他有时候明确赞扬它，有时候又怀疑它。
这里引用的文本是直接反对国家和政治本身的。
历史已经认识到这样的时代，即当持久的革命导致对以前的状态的修复和“去政治化”
的时候，政治生活是如此剧烈，以至于它摧毁了自身存在的条件。
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作他的真实生活。
[8]
马克思的批判直接指向政治生活本身：
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
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在这里，人，不仅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是享有主权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这是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来样子的人，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
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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