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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没有将客体作为他的出发点；他从一个理念中推导出客观世界，这个理念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完全在逻辑范围之内的。
马克思以这种方式总结道，政治的范畴一下子变成了作为最抽象的逻辑形而上学范畴的实存。
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
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
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是一样的……
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
它对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关系，同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是一样的。
然而，在这里，类本身表现为一个存在物，因此，对其他不适合自己的本质的存在物来说，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特殊的种。
……例如，在君主制中，或者在仅仅被看作特殊国家形式的共和制中，政治的人同非政治的人即同私人一样都具有自己的特殊存在。
财产、契约、婚姻、市民社会在这里同政治国家一样表现为特殊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一种内容，对这种内容来说，政治国家是一种组织形式。
[14]
从而，黑格尔将国家视为组织无形式的内容的形式。
没有了国家，内容就会再度陷入混乱。
源于黑格尔的这个国家观念，在我们今天仍然常被提及。
“在民主制中”
，马克思接着说，“作为特殊东西的国家仅仅是特殊东西，而作为普遍东西的国家则是现实的普遍东西，就是说，国家不是有别于其他内容的规定性。
现代的法国人对这一点是这样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
[15]。
完全的和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优于其他体制的体制，而且它还意味着政治民主本身的消失，即国家的消失。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采用并发展了圣西门提出的观点。
按照圣西门的著名寓言，如果一个国家任意十名政治家、将军和王子突然被绑架，这个国家将一如从前那样继续运转。
但如果是十名主要的科学家、技术家和实业家被绑架，社会就不可能运转了。
当时，这个观点在法国的“流行”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圣西门的著作。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局限于国家理论；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用自己的国家理论取而代之：他的批判还预示着他关于国家消亡以及其最终在历史中消失的理论。
这是一个彻底的批判，比加上几条反对意见的单纯分析走得更远。
在他的批判性评注中，马克思将几页的篇幅用于黑格尔的“等级”
，即部分的群体，例如商会、公司和家庭等。
在这些等级中，黑格尔提到了一个依靠“具体的”
劳动的无财产的“等级”
。
马克思评论说，这个“等级”
不仅仅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现代国家中，它是所有其他“等级”
赖以存在的基础。
考虑到等级和决策者的关系，黑格尔写道：
这种偏见非常流行，但是极其危险，所以在讨论现在这个论题时，把这一方面提到首要地位就尤其重要。
等级要素只是通过自己的中介作用才显示出自己是一种有机的即纳入整体的部分。
因此，对立本身就被降格为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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