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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受骗的傻瓜的鲜血的小钱。
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作敌人,大概不会得到坏处,谁要是把他当作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
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
1808年2月3日,他作了发言。
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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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够断言马克思只关心抽象、整体的“历史决定论”
,唯独关心“民众”
而未能看到个人,等等?
先不涉及细节,我们不妨努力勾勒出隐含在马克思社会学讨论和政治分析中的政治战略的主线,在我们看来,他设想了革命运动的三种战略,即三种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1)运动集合了“人民”
的大多数,不诉诸暴力而夺取权力,以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
(2)运动集合了“人民”
的大多数,但需要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以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
(3)运动只能集合“人民”
的少数,但这少数被证明是足够积极和英勇的,他们在挑战统治阶级这个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
这里使用的“人民”
这个术语有一个有限的意义:它指代不同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匠、商人、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它们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策略性地与之结盟。
换言之,它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含义,但它的社会学含义是模糊的。
第一个战略被应用于英国,那时马克思正生活于此。
当时的情况是,政治民主通过普选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群,并因此——在来自一个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之下——在适当的情况下超越了这个状态,以一种渐进主义的方式主张其政治领导权,而不依靠武装暴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来达到目标,但只有被一股(如果有必要)将上升到革命战略的力量,一种明确地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的力量将这个战略加以贯彻,这个战略才是有意义和有希望的。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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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战略与德国的状况相符。
在德国,国家的统一是“自上而下”
地强加下来的,封建地主(地主阶级)仍然占有强势,其与资产阶级的勾结长期存在。
1848年革命的失败向所有人表明了这种状况。
如果革命的结果不是这样,那么通过政治改良达到社会的逐渐变革也许是有可能的:统一的成就可能已经触发了这种变革。
但俾斯麦主义,这个波拿巴主义在德国的变种,无疑限制了这样发展的机会: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
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
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强大、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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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战略以法国的状况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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