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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说服了部分农民的城市少数派、另一部分中立的市民、必须战斗的第三等级的农民和来自封建主义的上层阶级共同领导。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一定要步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的后尘。
但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他们继承了1789年的革命，是法国历史的特定事实，新的政党必须考虑它们，同时也必须考虑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一个“活跃的少数派”
的传统为中心。
1848年和1871年的经验证实了这种估计。
因此，每一种可以想象的（19世纪）状况都被新政党的战略设想到了。
这是“不断革命”
这一表述的基础。
当马克思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并不是轻易地出现在马克思的笔端——它并不意味着它后来所意味着的：持续暴力的政策，采用一切手段持续不懈地攻击。
对马克思而言，它确实表示不间断的斗争，但是这种不间断斗争要经历不同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要求一个适当的战略和策略。
它要求对每一个连续的问题、每一个历史冲突都要给出最为大胆和最为彻底的解决。
它指向过渡时期——在摧毁现存国家和建立将要消亡的新国家之间的这个时期：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
[49]
决定采用一个战略而不是另一个的标准是：对社会结构（阶级和阶级各部分）的分析，对特定时刻的战术机会的评估，对当权政府的批判性研究。
如果统治阶级有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机关，那么可能就是，革命暴力将被触发，运动将不得不诉诸武装暴动。
马克思认为，只在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被内部矛盾逐渐削弱的地方，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良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看起来才是可能的。
关于运动的本质以及遵循的战略的问题将我们引向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民族的问题。
到底应该如何严肃地对待民族性的事实和民族国家的体系呢？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经常讨论特殊的民族状况，但他是在战略层面上而不是在普遍理论的层面上处理它们的。
他似乎相信在他的时代，工人运动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
尽管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已经为废除民族界限清理了道路，“资产阶级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特殊利益”
，他写道，“既然它的利益就是它至上的价值，它就不能超越民族性”
。
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
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
[50]。
1846年的这些文章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在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对这个运动抱有多大的希望。
他似乎认为民族性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事物了。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欧洲许多国家设立“通讯委员会”
。
这是第一国际建立的先声。
这些委员会制定的目标之一就是“摆脱民族局限性”
[51]。
然而，在分析政治战略和策略的特殊问题，考虑一个联盟或一个纲领的时候，马克思把民族作为革命活动在其中得以实施的一个框架：
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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