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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没有祖国。
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
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52]
因此，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将会消除民族界限，完成一个开始于资本主义的过程。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53]
尽管由无产阶级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内容（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而言不是民族的，但它就其形式（政治的）而言是民族的。
这个基本的论断同样表达在马克思最后的政治遗嘱，即《《哥达纲领批判》中。
为什么不坦率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著名的文本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还是个谜？在这里对形式的强调证实了以上论点。
对形式的研究似乎被归入了社会学的名下。
然而同样是这些文本揭示了一种特定的模糊性。
如果形式离不开内容，理论离不开实践，那么民族国家和民族性难道不是应该得到定义，得到以概念的方式的阐述，得到理论地澄清，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已经过时的事物吗？当马克思研究生产方式的时候，他相信超越它们是可能的。
他从这个假设出发。
这个假设意味着社会—经济关系构成彻底的批判性否定的一个历史性的、总体性的主体，意味着革命实践由此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平。
我们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在对民族这个概念的分析上呢？马克思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愈加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工人运动面对的主权国家以及它们的政府是资本主义的，它们的统治阶级是或多或少与幸存的封建要素结盟的资产阶级。
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框架之内，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征。
在这个背景下，特殊与普遍之间是何种关系？当然，这是逻辑地、抽象地提出问题，并且看来非常有必要继续走向具体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
但这恰恰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只有一点点。
零星地涉及一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的发展速度，几乎不能填补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个严重的裂缝。
我们要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规范的，而不是概念的理论层面？或者我们应该说，他是按照他关于革命运动超越民族界限的假设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同样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线作战：反对一种特定的“左派”
（它否定民族、“纯粹民族的”
问题和处理人民的独立和自决权的问题）和一种“右倾”
，它的代言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优于其他所有民族，是所有民族模仿的典范。
毫无疑问，这样的断言不假。
然而，这与我们讨论的观念不相关，只与运动的战略甚至内在的策略相关。
这对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贬低还是抬高呢？这是一个问题。
看起来好像概念未能为运动提供指导，而运动遵循它自己的规律——例如，分裂为诸种倾向——左派（宗派主义），右派（机会主义）和中间派（保留机动的余地）。
这是否意味着实践已经凌驾于理论之上？如果这在实际上发生了，那么理论是否就退化为了策略性的专门知识？这难道不是以关于政治倾向的社会学取代政治社会学吗？
另外，这些倾向在我们的时代（或者似乎在我们的时代）比在马克思的时代更为明确。
尽管拉萨尔在某种意义上是左派（拉萨尔的“工资铁律”
），但他同样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顽固的捍卫者。
至于蒲鲁东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坚持称他们关于合作企业（co-operative）、人民银行等的观念对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并没有考虑民族特色。
在第一国际期间，改革派采取了与民族主义有些相对立的哲学路线，而极端主义者倾向于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根本的政治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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