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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自由必须在社会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被定义。
现代国家是否会设法在政治的决定性的重压之下完全地扼杀社会生活？这是拉萨尔忽视了的问题，但马克思却坚持不懈地提出它。
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反对所谓的“现实主义者”
，他们以“现实性”
的名义拒绝革命的可能性，误将现状当作现实，将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仅仅当作乌托邦主义。
在新社会中，国家的形式将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哪些与国家现在履行的功能相类似的社会功能将会继续存在呢？这些问题只能“科学地”
回答，即在观念的、理论的层面上回答。
“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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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他的政治遗嘱中，马克思重申了他对国家一直持有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一个根本性概念，即国家的概念。
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包含了国家的终结。
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外部联系是辩证的——矛盾和统一，一个通过否定而获得的更高的合题，即过渡时期。
在这个时期，目标不是简单地摧毁国家（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而是让社会的整体——变革后的社会——接管先前由国家履行的职能。
内在于现存社会中的不完整的合理性，目前因为社会中的矛盾而被抑制，已经由国家监管，甚至被国家占有。
社会必须重新占有这个合理性，并推进它以达到完全的实现。
而现存的情况是，国家将合理性推向荒谬。
当他写下这些的时候，马克思是否想到他的警告将会被注意？如果是，那么是谁？他是否希望“运动”
会赶上理论，不再落后于其指导观念？他是否相信政治家、官僚、“现实主义者”
和实用主义者将会从运动中被清除出去？他对那些收到他的教诲的人，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有什么期望呢？就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能力而言，当那些不理解他的行动者称他们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是否感觉不堪重负？他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运动在理论上已经变得如此脆弱——在德国，在理论水平高于其他任何地方，领导和工人们都喜欢把自己当作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继承人的地方？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评论丝毫没有失去它的思想含量，最后一个评论是一个尤其特殊的爆发：我已经说了，并且拯救了我的灵魂！
（Dixietsalvavianimanmeam！
）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家和一个革命家完成了他的著作。
他成功地说出了他必须说的，做到了他能够做的。
观念依旧与我们同在，像它们过去那般鲜活、持久，而这个杰出的思想从那时起就被无数人评价为枯燥、冷漠和贫乏的思想。
马克思把自己交给了后人，交给了“运动”
。
他还能多做或者少做些什么呢？他不是庞蒂乌斯·彼拉多（PontiusPilate），他没有洗干净他的双手，他从来是毫不犹豫地大声宣讲。
马克思活得足够长久，所以能察觉到，在自封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家与他自己的国家理论之间，在实践的政治家和由理论解释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惊人的鸿沟。
在那些最后的话语中，我们察觉到了希望和恐惧。
他的最后一天是生活在痛苦中还是良心的安宁中？又有谁能告诉我们呢？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06～207页。
[3]同上书，168～169页。
[4]同上书，17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72～17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73页。
[7]同上书，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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