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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欺骗性的辞令仅仅作为他政治计划的幌子，反映了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工人运动观。
根据哥达纲领，“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58]。
马克思就这一点毫不含糊地评论道，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国家中组织为一个阶级，将之作为它斗争的战场。
“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
[59]马克思折回到《共产党宣言》中的阐述上来。
他列举了局势的诸多困难。
德意志民族国家必须在世界市场和现存的国家体系框架中被考虑。
资产阶级，或者说一般的统治阶级，完全能够制定一个国际政策，正如俾斯麦表明的那样。
为了与这样的一个政策作斗争，德国工人阶级必须赋予自身以“国际的功能”
。
否则它的国际主义将远远不及自由贸易的自由派表现出的国际主义；这些自由派捍卫和平、自由和人们的手足情谊。
拉萨尔的问题是，他假设我们可以以建设一条铁路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社会：借助于政府。
他对国家充满无限的信心，而就从国家那里获得援助的期待来说，他是彻底天真的。
与拉萨尔的观念一致，纲领继续宣称德国工人党为之奋斗的是“自由国家”
。
马克思说，这个表述是毫无意义的。
它表明了社会主义观念对德国工人党的影响有多小。
不是把社会视为国家的基础，纲领“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60]。
我们在这里辨认出了一个在马克思阐述他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批判时使用的术语。
拉萨尔，一个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黑格尔主义者，未能理解国家的本质。
像黑格尔一样，当他描述一个特定的现实，继而将其等同于绝对合理性的时候，拉萨尔混淆了永恒的国家（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国家的理念）和现实的国家，“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61]——即俾斯麦的国家。
每当“国家”
这个术语被用来表示政府机器的时候，革命的目标就被抛弃了，“‘国家’……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
[62]。
正是在这一点上混淆不清，哥达纲领仅寻求改进政府机器，停留在“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
[63]。
正是由于其全部的优美辞令，它将自身局限于通过工人、所得税和由国家支付的普遍的基本教育来要求对现存国家进行民主的控制。
关于自由和自由国家的讨论都是无用的闲扯：从政治行动的观点看，自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64]。
如果不清楚，那么阐述便什么也不是。
在1875年，马克思一点也没有放弃他对国家的反对。
并且在这一点上他比以前表述得更为激烈：“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65]
现代社会中政府机构越来越大的数量和规模引起了对政治和社会方面之间的矛盾前所未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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