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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的新生事物不再产生时，最终的、正确的历史哲学才会成为可能；马克思则认为，实现人类发展的决定性步骤能够被充分有意识地实行，并且已然能够被预先认识、理性地规划了。
马克思用革命无产阶级的转化为行动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来反对对历史中的理性的纯粹被动的事后理解。
如此一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成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双重超越。
对人类理性来说，不仅过去，而且未来，都是可以阐释、可以认识的；不仅被动的理解能够得到实现，而且行动也能够以对其影响和意义的充分自我意识而得到实现。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实体”
（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进程的终点超越了民族精神而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相应的自我意识；世界精神在黑格尔——在他的著作完成之后——身上所达到的，恰恰是他的哲学的最高观念。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实体”
，即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人类，在它的前史（这里的前史符合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的终点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并且基于这种自我意识而达到了革命行动（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实践”
）。
因此，人类在这场革命行动中牢牢攥住了“人类阶级”
（人们可以套用费希特的“人类民族”
如是说）。
一直以来，人类如何被超越自身的、自我运动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现在人类自身就将如何成为这些决定它的前提条件的主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君主。
于是，从此以后，它能够“现实地创造历史”
、自由地塑造历史。
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马克思看来——其实只是“在表面上”
创造了历史，因为它只能在事后表现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而且思辨的哲学家也只能把它赋予过去。
所以，超越黑格尔的决定性步骤在于，通过有意识地塑造未来的、开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超越关于已逝历史所具有的意义的事后意识。
就此而言，马克思并没有在哲学上背离黑格尔，他只是赋予了黑格尔的思想以现实的、革命的转向。
从历史上看，人们可以把黑格尔哲学视为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革命的思想辩护，正如海因里希·海涅一马当先、马克思紧随其后所认为的那样。
①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则恰恰相反，它不是对已逝革命的辩护，而是对未来革命的准备。
同样的辩证思维结构时而用于辩护，时而用于革命，辩证思维本质上的二重性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黑格尔对现实历史背景的“顺应”
却不容人们忽视：有鉴于德国的贫穷落后，他的思想可以说是相当“进步的”
，譬如他的法哲学就把当时普鲁士尚未存在的大量法律机构列举为存在的。
①
此外，黑格尔在先把拿破仑的革命国家称颂为当时的“理性现实”
的情况下，却又在后来把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之后的普鲁士也称颂为“理性现实”
，这种情况无须被归结为一种源于实用考虑的调整。
相反，有鉴于法国波旁王朝的反动势力，这种改变本身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对黑格尔来说，如果重要的是揭示合乎理性的现实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再用已逝的、因而不现实的（拿破仑式）国家来作为证明这一事实的对象，而是必须转向他所处时代现存的、最进步的国家，至少就欧洲大陆而言，这个国家无疑是改革后的普鲁士。
虽然黑格尔还经历过七月革命，但是，显然只有重新指向法国，他的追随者才能对这一事件以及普鲁士日益增长的反动势力有所反应。
马克思为什么用一系列（仿佛是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取代了世界历史性的民族，无须在这一背景中给予阐释。
他关于阶级对理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见解，既是通过他所明确引证的同时代的法国历史编纂学（譬如参见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又是通过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增补的学说，恰恰是这两个理论的结合：那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阶级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它们源于与技术水平辩证相连的经济结构。
我们不需要对这些背景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因为这里所关涉的仅仅是勾勒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然而，就黑格尔早已研究了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特别是斯密和斯图亚特）并且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法哲学思想之中而言，这些背景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因此，格奥尔格·卢卡奇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源于他对当时两个伟大的现实辩证过程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它们反映了斯密和斯图亚特的理论一样）。
于是，当马克思恰恰把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思维方式运用于经济学分析时，他其实就运用了一种最初源于对相同的现实领域的观察与洞悉的方法，这样的背景同时就阐明了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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