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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黑格尔通过诸如详细地设想这种精神化,赋予(在市民社会、“需要体系”
中的)肉体个人的诸多需要以合理的活动空间等方式,使这种民主主义的唯灵论大大地弱化。
但是,马克思的批判首先对准了这个原则。
马克思从其人类图景出发拒绝通过精神化来实现解放。
在他看来,这就像通过精神化的劳动以及为这种劳动所要求的禁欲来实现人化一样虚妄不实。
只有当人们不再为了赞成共同体而被迫把自己提升到抽象的公民高度时,他们才能实现具体的自由。
那时,作为感性的、现实的个人,他们能够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共同体而自由地发展。
那时,共同利益不再作为国家法律而异己地(异化地)与他们对峙。
马克思把这样的共同体——个人的这些全面的、具体的自由在其中成为可能——称为“无阶级社会”
。
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自然的共同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也“从属于他们”
时,他们中的每个个人才能成为“共同存在物”
,才能“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共同体”
获得自由。
精神性的公民与宪法的客观精神的同一,被无阶级社会中的具体的人与共同体的自觉统一所超越。
但是,方才被我称为“共同体理想”
的那些内容,决不会被马克思作为理想的要求提出并在伦理方面加以说明。
倒不如说,马克思坚信,他在其经济学著作中(尤其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发展趋向,共同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
系统地来看,他的历史哲学(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得到支持并且进一步深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呼吁处于相同境地。
但是,另外,人们也不能对这种“历史哲学构建”
做出这样的设想,就好像马克思想借此来描绘一种我们只能被动观望的自动装置。
毋宁说,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在无产者中生产出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发展趋势上涵盖了整个社会,在它的内部,利益的共性战胜了利益的对立,以至于它能够自觉地联合成为团结的共同体,并且能够基于这种联合而成为革命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集体主体。
因此在这里,辩证的过程就在于下面三个决定性阶段:
首先,在于由内在于历史进程的客观理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一方面),以及有可能全面地满足需要的现代工业生产(另一方面);
其次,在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
最后,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实践”
以及继而进行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规划,在这一规划中,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被改变了。
于是就涉及双重的辩证转变。
首先,涉及客观情境在关于这一情境的意识及其意义(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的转变。
其次,涉及革命实践(一个物质的、客观的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转变。
当马克思意识到社会进程的客观地存在(或者“形成”
)的意义时,他想借助于他的大量著述与演说来推进第一种转变。
第二种转变则只能由集合主体(无产阶级)自身来实现。
马克思的思想把全部现实视为一个统一整体。
正是这个处于发展中的社会历史整体被马克思所意识,也正是这一整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奠定了基础;正是这同样的历史整体,才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实践”
,并据此而行动。
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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