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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如：“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作者注）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
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
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者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①
但是，不仅是劳动本身，就连占有对象化的物也同样是有意识的、物质的活动。
认识一件劳动产品、一件文化用品的精神性或（马克思所说的）人性，并不足以使人以人的身份来占有它。
占有伴随着一切——通过人的人化历史而发展和培养出来的——意义而得以实现。
这是一种全面的、有意识的占有，亦如它是（与片面的、专门的、无意识的动物生产相对立的）全面的、有意识的生产一样。
与黑格尔一样，对马克思来说，人在本质上是劳动者、生产者，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能够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占有其劳动产品的地方，人才能是自由的。
仅仅废除法律上的依附关系和“主人”
的特权并不足够，因为它仍然允许无产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赖性的存在。
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奴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依然是不自由的。
他既不能自由地支配作为其不可或缺的劳动资料的自然和生产工具，又不能顺利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
马克思用黑格尔的术语异化来指称这种依赖关系的结果。
劳动者（人在本质上是劳动者）不能占有他的产品，对他而言，产品是异己的、敌对的，是属于他人的。
因此，劳动者也不能把他的劳动视为自己人性的自由且本质的表达，对他来说，劳动就是由物质必然性所迫使的“奴隶劳动”
，尽管他在法律上是完全“自由的”
。
于是，他最终与自己的人性相异化，因为对他来说，劳动（人的独特属性）变成了纯粹的延续肉体（因而是低于人性的、动物性的）存在的手段。
①
我们来概括一下：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
只不过，黑格尔期望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的精神化，而且他已然把人的意识在精神上占有现实看作自由了；而马克思则强调一切劳动都不可取消的物质方面。
只有当人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某一片自然，或者当这一片自然的所有者将其出让给他时，劳动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人能够全面占有他的劳动产品，能够用他的全部感官来享受劳动时，才有可能通过改变了的（变成了文化的）自然而实现人的人化。
因此，劳动本身和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一样，也依赖于财产关系。
无财产的劳动者既不能在他想工作时工作、做他想做的工作，也不能全面地占有他的劳动对象。
因此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本身对他而言是异己的。
随着与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异化，他与他自身（自由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
这些关于人化劳动的意义和条件的各式各样的观点，也导致了对理想的共同体秩序的各式各样的看法。
黑格尔的理想共同体②是自由国家，这种国家的公民赞同在立法中得到表达的共同意志，因为国家是“他们的精神的精神”
，因为他们在国家的法律中重新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理性的（和普遍的）意志。
如果人们使这种思想足够系统化，那么它就能够致力于为每一种国家秩序进行辩护。
不过，黑格尔确信，在改革的普鲁士所努力趋向的立宪君主制中，（他所处时代的）理性国家秩序能够得到实现，每一个理性地思想的精神性的人都能够与现实相调和。
但在黑格尔的国家中，公民“自由”
的前提条件在于：这些公民通过使自己“精神化”
来实现自己的净化，进而去赞同他们的本质意志，并且趋向在他们自身中存在的、更深刻的共同意志。
简言之，精神化的公民使自身与现存的宪法精神相同一，从而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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