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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保尔·拉法格写作《懒惰的权利》一书时，他本可以援引他岳父的这一论述。
相反，从马克思原初的构想出发，人们必定会把要求“懒惰的权利”
视为异化劳动的必然相关物，它会随着异化劳动的扬弃而成为多余。
如果劳动变成了自由的“生命活动”
，那么“劳动与享受的全部对立基础”
也就被取消了。
与此相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意味着他承认这样的事实：在任何劳动中都依然存在着一丝“被压抑的欲望”
，因而也夹杂着某种不快；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团结共同体的范围内，满足生活所需的劳动在本质上也有别于艺术家的自由创作。
基于艺术创作与劳动的相似性而对劳动进行浪漫主义的美化，显然应该加以摒弃。
于是，生产者的联合日益变成个人的“真正自由”
创造前提的纯粹手段，这种自由恰恰在于超然于必然的物质生产之外的闲适、游戏与艺术活动。
在1857年到1858年所作的笔记——在时间上介于早期著作与《资本论》之间——中，马克思阐述了缩短劳动时间对改变劳动主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提到了在我看来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论点的逻辑联系。
例如，我们在那里读到：“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①这意味着，个人被要求的劳动时间越短，他们在科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受教育、受培训的水平就越高，他们的“生产力”
就越大；而生产力本身的扩大又使得提高满足需求的水平、再次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等。
在那里，马克思继续写道：“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①不过他马上补充道“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
，但是“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
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
对于这两种人来说……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
②
然而与此同时，这部手稿也进一步维护了下面的观点：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切劳动都会失去其令人生厌（“令人厌恶”
）的特征，以便在本质上接近于艺术家的创造成就。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
③。
不过，斯密没有料到，“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的需要”
。
他决不想永远地无所事事下去。
斯密更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异化的世界中，劳动被视为人们所设定的目标的自觉实现，因而也是他的自由的实现。
但是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新的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①马克思再次把这种劳动同艺术家（此处是作曲家）的活动进行了对照。
虽然艺术家的活动决不像傅立叶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的消遣”
，而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但它也应当被理解为一种自由的生命表现，而不是强制。
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日的缩短以及通过社会主义而成为可能的“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理性调控”
，改变了劳动者的本质。
虽然只有超越了必要劳动（在自由时间中）才能开启他们真正的“自由”
，但这种自由本身会随着工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劳动也会日益失去其令人厌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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