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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会以全面的、普遍的方式来进行生产，但却不再“从属”
于劳动分工。
“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②这一表述的根本思想在于，在真正自由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会被终身固定在一种片面的生产方式上，而是时刻都能够“随自己的兴趣”
选择某种“生活表现”
。
这种个人的任意如何能够与普遍生产的社会调控共同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做比我们所发现的有关它的明确表述更为深入的阐述。
马克思的思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未来的人在其意志上与其他所有人是如此一致，以至于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思议的。
与之相反，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共同性的虚幻形式’，例如国家）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
①。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之所以在所有这些阐述中频频想到艺术家的范例，是因为第二个详细地提到扬弃分工的地方，恰恰涉及艺术家。
那里这样写着：“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名称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
②
因此，从属于“画家”
范畴的艺术家不再被承认为人，而是仅仅被承认为这项艺术部分功能的代表。
然而在人的社会中，全面自由的人不应该被视为抽象的功能载体，而是应该发展自身。
在这个自由的未来社会中，天才与庸俗大众之间的对立彻底被消除了，因为，“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③，而随着分工的扬弃，这种情况也会消失不见。
马克思这里的论述无疑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
尽管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人的全面解放（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的人的解放，这一解放在它所超越的、由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的政治解放之后得到实现）应该导致全面发展的、完满的个人自由地从事确证其生命的生产；但是在晚年著作中，马克思却在根本上有所保留了。
虽然分工（尤其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城市劳动与农村劳动的分工）继续遭到了批判，但是在克服异化的问题上，只保留了下面这一思想：巩固为独立主体的经济进程（资本、市场）的力量必须置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之下。
马克思不再期望通过利己的、孤立的工人转变为与社会存在相一致的全面生产者，而是期望通过缩短劳动时间来实现彻底的满足与自由。
依然着眼于自然需要之满足的必然性要素，只有在这一领域的彼岸才能得到克服。
因此，必然性的不可避免的残余将一直保留着：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些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
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劳动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①
和青年时期的著作相比，这段论述明显地表现出清醒冷静的态度和更为广阔的现实主义，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对“自由主义”
要素的强化有所谈论“具体的公民”
的理想——全面自主地进行生产，并与生产共同体完全一致——被享受闲情逸致、自由地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理想所代替，或者至少是为之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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