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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和具有排他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妨碍了普通工人如此这般地占有其本质。
作为某一单个零件的生产者，他不能与制品、产品的全体产生联系，而作为被打上私有经济世界必然的利己主义烙印的人，他不能把自己提高到生产集体（“所有工人”
）的共同体意识水平。
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的天才著作《国民经济学和哲学》（1844年）中分析了异化劳动的不同形式和阶段。
首先出现的是工人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产品与他处于敌对、异己的对峙中。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①因此，他在劳动中所获得的不是创造的自由，不是相对于自然的优越性，而是他的软弱无能和从属依赖。
其次，他的生产活动也变成了对他来说异己的东西。
于是，劳动不再被视为他的人的本质的自由、愉悦的表达（马克思认为，人之存在意味着能够进行生产，能够创造文化现实），而是被视为纯粹被迫的强制劳动。
因此，情况就变得乱七八糟、颠三倒四了（反常了）:“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
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②
最后，随着劳动者与其活动——它成为维持动物性存在的纯粹手段——的异化，人与他自身的“类本质”
、他的人性也发生了异化。
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与人类社会（或者说，与他的社会）的内在联系，他再也不能作为人而与其他人相联系了。
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例如男人与女人的统治关系上，人们是可以觉察到这种关系的“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①。
社会存在与个人存在的这种一致性始终是马克思所关心的理想目标。
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作为人性之全面发展的完满自由也将实现。
关于通过非异化劳动来实现人性的最精当的表述，可以在《摘录笔记》中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方找到，因此，我想把它从头到尾完整地援引下来：
假定我们作为人（也就是说，不是作为孤立的、与承载我们的社会相脱离的个人）进行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
（1）我在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象化，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我们的产品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①
（2）“全面的人”
的自由和作为闲情逸致的自由
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偶尔也把未来社会未被异化的、自由的人称为“全面的人”
。
这种“全面的人”
将不再“劳动”
（就迄今为止的劳动意义而言），他将进行“生产”
，以此来“确证”
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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