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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体创造了“条件”
。
从此以后，集体主体就有计划、有意识地为每个人的生活塑造前提条件。
①通过参加这一集体主体，每个人不仅像公民一样自由地面对自己的国家，而且也自由地面对一直以来都伴随盲目的必然性而运动流逝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我们一起有意识地生产每个个人存在的前提条件，就像卢梭的公民与其他公民一起创造他的政治存在的前提条件一样。
在此，卢梭的民主主义构想从政治上的抽象存在转变为人的社会的、具体的存在。
仅仅在政治上具有能动性的公民被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化的人所取代。
现在，个人不再把他的存在归结于盲目的命运，而是归结于他自身，因为他是进行普遍规划的普遍主体的一部分。
如此看来“自由”
并不在于“享有偶然性”
，而是恰恰在于通过合理的、计划周详的行动克服偶然性。
早在青年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就被视为这种未来的解放行动的主体。
在他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样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唯有它在自己的存在中遭到了最为彻底的剥夺。
马克思直接从（理论上构想的）无产阶级在以往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出发推演出了它在未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马克思试图在他的经济分析中证明：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无产者（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掘墓人”
）;其次，这些无产者陷入日益广大的（相对的）物质与精神的贫困之中（相对贫困）。
由于数量的上升，无产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贫困，无产者革命联合的必要性不断提高。
①不过除此之外，与统治阶级相比，他们不再（像资产阶级相对于贵族那样）实现一种特殊的“阶级利益”
，而是直接实现人类的普遍权利。
尽管以往的革命阶级都不得不把他们的特殊利益描述为普遍利益（起初是出于好意），以便争取其他非统治阶级的拥护追随，但是无产者却恰恰相反，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相等同，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握有客观的依据。
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取代了（迄今为止必然一再出现的）“虚幻的共同体利益”
。
仅仅改变劳动的分工对无产者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不折不扣地由他们完成的。
毋宁说，他们必须“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作为雇佣劳动的——作者注）劳动。”
②因此，无产阶级之所以注定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道德属性①，而是因为它的历史存在所具有的客观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
起初，无产阶级就像资产阶级一样，由于单个工人之间的竞争而被分解为不同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但是贫困以及对联合所具有的益处的洞察，再加上在现代化大工厂中的实际合作，克服了这种利己主义。
看来马克思相信，对联合具有益处的洞见以及技术上的合作经验，能够使无产阶级克服由经济所决定的、直接的个人利益的立场。
这样联合起来的无产者所进行的第一次共同行动，就是革命。
在革命中，通过取消私有制的限制，进而克服利己主义竞争思想的根源，无产者才真正创造了“使他们联合起来的条件”
。
作为第一次自觉的集体行动，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对盲目的命运的克服，因为它第一次自觉地设定了以往革命仅仅无意识地欲想的、尚未认识的目标——改变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
这是第一场以“科学预见”
为基础而实现的革命。
与此同时，革命还具有一种教育功能。
它“净化”
了参加革命的个人，特别是除去了他们身上残留的过去的污迹，从而使他们能够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②因此，革命实现了双重的解放：首先，它把社会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其次，它把革命者从其抽象的个人主义心态中解放了出来。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旧的”
人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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