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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主的成本账目中，只记载着他必须支付的款项，而像失业者在被解雇之后所领取的津贴、生产过程中的事故（以及环境污染）等款项却没有记载。”
①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这种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为作为生产“主体”
的整个社会也必须考虑全部成本。
然而，与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这些期待相反，结果表明，工业企业国家所有制本身并不是遏制环境毁灭、减轻环境重负的保证。
尽管列宁很早以前就推动了环境保护法的制定，但苏联企业还是证明了自己是最“卓有成效”
的毁灭环境者。
这一发展背后的原因是国家的计划体制和奖励体制所推动的实现生产增长的巨大压力，与这种压力相比，污染环境的罚金是微不足道的。
列宁早已提出的“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生产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全社会对企业管理进行通盘考虑的既有能力。
①
（4）国家对“自由意识”
的教育
就像之前党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性意志一样，现在，国家也具有了培养全社会的“理性意志”
的使命，也就是说，要使全社会与党的领导一致，与政府一致。
教育的目的是确立自由意识，这种意识可以通过每个公民的个人意志与政府意志的完全一致而实现。
因此我们再次达到了黑格尔，不过，这次达到的是被视为反动派的黑格尔。
自由不是表现为改造不自由的社会境况的产物，而是表现为意识适应既有权力状况的结果。
①正如物质在缺乏辩证思想的唯物主义中享有特权一样，在没有被辩证地理解的社会中，“现存政权”
亦是如此。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家库特·哈格在自由大会（1956年）上指出，要想使东德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
，就必须激发他们所缺失的意识。
他认为：“我们实际上已经（在东德——作者注）创造出了自由的基础、自由生活的物质条件，但自由意识、自由觉悟还完全没有在我们的劳动大众中得到充分发展。”
②
由此，哈格反驳了恩斯特·布洛赫的这一观点，“正是为了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人们四分之一的自由暂时被省去了，而这些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代还有迹可循……”
③
尽管沉浸在对未来共产主义自由预先进行的热情洋溢的阐述中，恩斯特·布洛赫也能够承认现有的不自由状况，党的干部（他们认为这涉及统治的维护）必须把现存的不自由粉饰为自由，以便使东德成为“德国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
。
但是，在宣传、鼓动和教育的联合努力之下，如果哪里仍没有确立社会主义意识，那么哪里就会不惜动用强制的手段。
“领导是以说服群众的方法……为保证的。
可是，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要实行强制，只要这种强制有工人阶级多数……信任……做基础，只要这种强制是……对少数使用的。”
①
由于背离党的总路线的少数派观点只能必然是危险性的谬误或欺骗性的背叛，因此，在技术至上的权力思想看来，一切致力于保护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的措施对社会生活的顺利运转来说都是多余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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