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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列宁起初还认为，新的经济秩序是可以与生产者的民主协作协调一致的，但是这一领域也很快实行了专断的一人负责制（直至企业内部）。
工会堕落为国家经济领导的纯粹奴仆，从现在开始，它不再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代表生产增长要求的利益。
它们的任务在于“劳动纪律教育”
，在于“开展社会主义竞争”
，在于“提高劳动的愉悦感”
等。
长期以来，工会的传统功能如保护工人、支持他们的工资要求等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直到1956年，它们才重新显现端倪。
列宁的信念，即现代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如此易于领导，以至于每一所公立学校的学生都能够从事必要的“账目报告与监督审查”
工作，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
毋宁说，广大的经济专家阶层处处掌握着生产的领导权，而布哈林所希望的“组织者的大量过剩”
——他想借此来避免新的官僚阶层的出现——也没有实现。
①领导经济的“专家”
基于自己的重要性要求得到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可观份额，并以诸如特权等形式占有这一份额。
②立法的发展（允许建造两层私人楼房）以及特权商店的存在是这个新出现的特权阶层的明证。
可以想象，苏维埃政党的领导人为了保证它的集团的广泛支持基础将反对一系列这样的特权。
他们很难再次消除新的经理人阶层及其地位所具有的优势了。
尽管存在收入差别巨大、生活水平各异以及不同等级拥有不同的投资支配权等情况，意识形态却断言工业设施和矿藏全民所有的决定性意义，从而“使”
每个苏联公民都“可能”
与生产集体相一致。
“苏联人民”
被教育成自豪于苏联的工业技术成就、陶醉于计划数字的群体。
从部分情况看，这种陶醉沉迷简直就像真的一样。
耶阿那·荷尔施（JeanneHersch）在她的著作《意识形态和现实》中不无道理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民是以怎样的热情来庆祝那些技术成就（同样是这些成就，我们大部分人则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怀疑、不信任地与之对峙）的。
归根结底，工业化的冒险并不是苏联的特权。
对苏联公民而言，他是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
这一事实当然没有任何具体意义，但国家教育却应运而生了，它应该能帮助苏联公民“意识到自己的自由”
。
苏联领导对是否参与有关“增长界限”
问题的讨论犹豫不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存在仍然一再遭到否定，并且作为西方悲观主义者的“煽动性宣传”
而遭到蔑视。
在过去10年里，甚至连苏联科学家也暗示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巨大威胁。
1983年，一个委员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有关工业排放导致环境破坏的总结报告。
从理论上讲，在以全社会利益为着眼点的计划经济中，环境破坏是根本不允许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毁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企业有可能把“社会成本转嫁”
给社会（国家、纳税人）。
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e）在与弗雷德·泰勒（FredTaylor）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8年）中写道：“皮古指出，在由企业所承担的私人成本与生产的社会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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